每次坐飞机前往中国西北地区，通过舷窗、透过云层看到地面上黄沙滚滚、野岭荒山的时候，大自然保护协会(TNC，The Nature Conservancy)大中华以及北亚区总干事张醒生总是觉得特别可惜，“中国有好山好水好江河，为什么不通过社会的力量去更多绿化保护呢？”
　离开电信行业后,张醒生参与了一系列公益组织的创建，如阿拉善生态协会（SEE）等，2008年加入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并带动更多人关注生态与环保。
　TNC中国之夜上，TNC中国理事会主席马云在现场发表演讲称，“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雾霾，不是水，也不是空气，而是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
　
　慈善的高效方式
　相对于政府机构与相关公益组织，在张醒生看来，NGO组织做公益慈善的效率更高，这是因为政府是层层审批、财政拨款的机制，而不是一个执行机构，因此大多数国家是通过购买NGO组织服务的方式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不同的NGO组织，有不同的关注点，因此也形成独特的竞争力和组织力专长，而政府不应该直接去做慈善，而是给予NGO组织政策、方向和平台，让他们运用自己的专长更有效率地去做慈善和公益”，张醒生在2013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校友返校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他注意到，中国有几十万不同的NGO组织，在经营效率、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高效的NGO组织与成功的商业机构一样的是，都要有明确的目标、产品、为之组织起的资源（人、财、物），以及达到目标所实施的管理办法，通过高效的管理方法达成自己的目标”，张醒生表示。
　对于NGO组织的效率，国际上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管和评估机构如“慈善导航者”（Charity Navigator），用项目达到率等指标来跟踪与衡量NGO组织的资金使用方向，帮助捐款人、政府购买机构掌握慈善公益组织全面的信息，判断其是否高效、透明、负责，从而能更明智地捐款与选择。
　张醒生认为，这对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也具有借鉴意义。中国行政拨款式的公立慈善组织虽然规定了10%的项目经费，但层层分配下去，可能真正到达项目的经费难以度量。“NGO组织应该比商业公司有更严格的法律监管和透明性，因为其是拿别人的钱办大家的事，而商业公司很多都是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
　当然由于马云等知名企业家参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中国有相当知名度，但不是所有的NGO组织等都有这样的人脉，该怎样吸引更多的捐助者关注呢？
　张醒生认为，NGO机构不仅仅是要宣传自己，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参与和亲身感受到这个NGO组织做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做出成果并让人看得到”。TNC的经验是，带领捐助者前往TNC正在和已经完成的项目的“生态之旅”，让他们感受到被TNC改变和保护后的成果，“成功的事实比任何商业计划都有说服力。”

　创新生态保护机制
　TNC的管理者大部分来自高盛、麦肯锡等机构，在运作过程中自然而然把商业机构的运营经验进行了嫁接。一个例子就是“债务换自然资源”协议方式。美国曾经给一些南美国家贷款，但是后来由于经济问题，部分南美国家无法偿还这些债务，这些债务在美国政府的平衡表上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
　TNC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专家，首先去跟南美国家商量，承担他们的债务，但要求将其让渡其境内某区域数万公顷自然生态区域的保护管理权，这些国家当然愿意有人帮其承担债务，同时愿意投资帮其保护环境。
　然后，TNC又与美国政府商谈，打包接受这些南美国家的不良债务资产，比如用2~3美分的价格收购1美元的债务，美国政府也乐于将这些无法收回的债务变现处理。
　接着，TNC又去询问赞助人，如果出200万~300万美元就可以保护一片数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是否愿意出资？最终，有热衷自然保护的赞助者站了出来。
　另一个例子是，智利一家拥有14.75万英亩森林的造纸公司因欠下巨额债务，面临破产的命运。该公司把这片森林的债权委托给美国的福利特·波世顿财务公司进行资产清算并准备拍卖。如果这片具有很高生态价值的森林被其他商业公司收购,则面临被过度开发的命运。
　TNC得知此信息后，通过美联银行的CEO（其也是TNC董事会成员）与福利特·波世顿财务公司的CEO协调，在福利特·波世顿财务公司的配合下，TNC与智利的其他债权银行成功地完成了相关交易。
　TNC同时进行多方游说,努力说服所有潜在的买家放弃竞标，终于以最低价格730万美元（实际估价为1000万美元）拥有了该片森林的所有权。
　“如何创造新的生态保护的市场和激励机制，使我们能够实现自然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张醒生认为，这也许是自然保护的新机会和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