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单双号限行政策的讨论近日来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一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其能否施行必须经过充分的考量与论证，而不能仅凭有关部门一时的浪漫主义冲动。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仅凭热情，而必须遵循科学理性的精神，以合法、合理、合算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必须考虑该政策的目标是否清晰，为实现该目标所付出的成本是否合算，实现该目标的方法是否可行，以及政策一旦施行如何对有关方面进行补偿。

首先，就政策目标而言，北京市有关部门必须明确向市民指出其限行所欲实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不能仅仅以概括性的“治霾”“治堵”来诠释政策目标，更不能以APEC蓝这样浪漫主义的描绘来定位政策目标。有关部门必须说明，追求的是多大程度上的治。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厘清，我们是计划为什么样的政策目标去付出如此的代价。坦率而言，单双号限行政策作为治堵的措施是过激的，作为治霾的政策其效果是可疑的。限行有利于缓解交通堵塞，但是现行限号措施即便治堵效果不佳，也应以逐步提高限号范围或是摸索其他灵活方式解决为宜，直接将限号范围扩大几倍，显然失之于毛躁。而作为治理雾霾的措施，单双号限行则可能收效更微，其原因在于APEC蓝的出现不仅是因为北京地区实行了单双限号，而且也是因为华北平原大片地区都进行了停产、放假。在其他治霾措施难以长时间保持的情况下，实行北京地区的单双限号，代价不可谓不大，但是效果恐怕并不乐观。

其次，任何政策的推广都会有成本。为单双号限行付出成本的不仅有财产使用权利被极大限制的车主，而且还有餐饮、旅游、教育、房地产等大批相关产业。除了这些直接的社会成本之外，单双号限行还可能产生一系列间接而长远的社会成本，一方面通行的不便会造成普遍的跨区消费欲望的下降，从而造成北京外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减速与就业机会的下降，另一方面通行的不便也会加剧资源进一步向交通较为便利的城市核心区域集聚，从而让城市更加拥堵。

实事求是而言，单双号限行将会对常住居民的正常生活构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在北京大多数人买车不是奢侈行为，而是生活工作的实际需要。回龙观里成家立业的中年人和北漂是不一样的，他们体力、精力有限，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挤挤更健康，更不能像北漂一样挤不动了就回家乡，他们也许可以在30岁、40岁的时候和年轻人挤，他们能够在50岁、60岁的时候也和年轻人挤吗？更何况，要求结婚成家的市民与北漂的青年一样去拼早班高峰的公共交通也许只是残酷，但是要求进城上学的孩子也如此生活就难以令人接受。也正因为此，这一政策一旦严格施行几乎肯定会带来3个结果，那就是居民购车欲望空前高涨、城区房屋租赁价格飞涨与黑车泛滥。

在APEC期间，公众对于单双号限行政策的支持是特事特办的结果，而绝不意味着公众能够在常态生活中接受这一政策。坦率而言，单双号限行是APEC期间为了确保空气质量与通行顺畅而为的紧急措施。这项政策之所以顺利推行，不仅是因为限行是短期的且涉及到国家形象，大家愿意做出牺牲，而且也是因为有关部门为了减少政策阻力，进行了大范围内的放假以争取社会对政策最大限度的配合。可以说非常之举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是因为处于非常之时，而且是因为投入了非常之力。然而，如果在没有非常举措配合的情况下，把短时期的牺牲变为长时期的受限，这种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并得到良好效果就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能把老百姓在非常态下一时的牺牲，当作他在日常状态下可以牺牲，甚至应该牺牲的理由。

再次，即便真的有必要限行，单双号限行政策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某些严重空气污染的情况下，单双限行不仅合理性与而且必要，但是这样的极端情况往往是季节、天气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是随机的、不确定的。比较合理的做法，其实是根据空气质量的具体变化，划分限行标准进行弹性限行。试想在4-5级风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单双号限行。当然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一刀切的单双号限行肯定比弹性限行要方便的多，但是如果从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自找麻烦其实恰恰是政府的责任。从方便市民的角度而言，能尽量不限就尽量不限，能尽量少限就尽量少限，管制只有在不得不为的时候，才具有正当性。

最后，单双号限行政策所带来的补偿问题必须为有关部门所高度重视。为“环保政绩”买单的不能只是车主、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这里面涉及到补贴、免税、改善居住环境等多项配套措施。政府搞环保，不能只拿出魄力来，还应该拿出诚意来。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我们的环保政策必须正视这个基本的事实。APEC蓝很好，但是APEC蓝也很贵。不顾实际，盲目去追求APEC蓝的奇迹，其实不过是在环保领域之内，“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的历史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