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深圳这个人口密度、产业密度、机动车密度、火电厂装机密度最大的城市，在创造出单位面积产出GDP全国第一的同时，空气质量还能在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四？

　　■从一个人看一座城

　　5月26日晨，深圳，阴。韩运恒看了看天色，又打开手机查看空气质量实时数据：16，优。他开始了10千米长跑。

　　“昨天是25，前天是28，几乎每天都可以跑步。”他给自己规定，只要空气指数不超过50就跑。“深圳适合生活，适合创业，我把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个城市。”

　　韩运恒的确有爱这个城市的理由。1995年，从太原理工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初来深圳时，他摆过地摊。1998年，他成立了自己的企业，主要做传统的摄像头监控和安全防范产品。经过不断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如今，由他任总裁的深圳富视康实业公司，已经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云监控服务提供商。

　　他的公司搬过5次家，最后一次是2013年，进驻位于深圳南山区的云谷创新产业园，在这里占据了一幢3层、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

　　他的公司120多名员工中，技术人员、管理销售人员、生产人员各占1/3。“我们已经从硬件更多转移到研发软件上了，零配件全部外加工。” 韩运恒说。

　　在云谷创新产业园，记者看到，它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园区，更像是欧美的街区，井然错落的楼房，入眼的标牌全是时尚的字眼：“创客汇”、“微展厅” ，还建有咖啡厅和茶室。

　　“创客是一种文化。”云谷创新产业园总经理郑裕杰说，创客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融合。

　　在南山工作了8年的庹兴海介绍说，2012年以前，这里还是老式的厂房和集体宿舍，厂房里是几家服装和电子产品加工企业，宿舍楼里住了1000多人，“环境糟透了”。

　　庹兴海看到的只是外观的变化，深圳市副市长唐杰作出了更深层的解读：“从原来的装配车间到高新产业集聚，从制造到创造，深圳正在不断移出低端产业，引进高端产业。通过不断积累和产业升级，深圳在这5年正在实现产业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

　　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园工业区，以低端加工制造业为主。现在的云谷创新产业园则集聚了90家高新科技产业，他们大都从事云计算、互联网和新一代通信技术。

　　深圳市经信委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两组比对数据：

　　2011年，云谷创新产业园租金约为1200万元，即每月约20元/平方米；2014年，园区租金约2690万，即每月约37元/平方米。

　　2011年，云谷创新产业园产值约8亿元，2014年约为45亿元。

　　3年时间，园区的租金提高了近一倍，产值翻了5倍多。

　　韩运恒个人的创业经历，以及云谷创新产业园高端产业的集聚，正是深圳转型升级的一个印证和缩影。

　　■淘汰为啥没有带来“阵痛”？

　　“我们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实现经济规模和质量效益双提升。”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说。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外部环境总体偏紧的情况下，深圳顶住了压力、保持了定力、新增了活力，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4年，深圳市的生产总值达1.6万亿元，五年时间翻了近一番，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

　　深圳不仅看重速度，更着力打造质量。

　　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形象地将深圳市的产业升级分为三块：

　　“嘴里吃着一块”。通过科技+文化、科技+创意等形式，深圳协同推动优势传统产业加速向研发、设计、品牌、总部等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碗里端着一块”。从2009年起，深圳先后出台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近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为同期GDP增速的两倍，总规模达1.88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5%。

　　“锅里还有一块”。瞄准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深圳又将生命健康、海洋经济、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智能装备等确定为未来产业，不断形成创新型经济新的增长点。

　　除了转型升级，深圳这5年累计清理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企业超过1.6万家。据测算，因为加快淘汰转型，每年会造成深圳经济下行2~3个百分点。但深圳经济仍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而且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深圳并没有感受到因淘汰带来的“阵痛”，因为“落后的、低端的走了，给创新的、高科技的腾出了空间”。

　　经济专家的分析印证了这个观点：深圳产业升级的特点就是，创新＋绿色发展。深圳目前的产业结构有较优的协调性，尤其是服务业的兴起，填补了淘汰落后产能遗留的空缺，第二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始终是中流砥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成为“主引擎”，而未来产业则是培育新增长点的生力军。

　　■发展和环保能否共赢？

　　深圳市副市长唐杰一见记者，就谈起一组深圳30年来灰霾变迁的数据。

　　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一年的灰霾天是20天；80年代中期，是50天；90年代初，80天；90年代末，100天；2000年，150天，最高达187天；2008年以后开始稳定下降，现在回到80年代中期50天左右的水平。“但要知道，我们经济总量已经比80年代中期翻了多少番。”

　　记者查了一下数据，1985年深圳的生产总值仅为39亿元，而2014年为1.6万亿元，增长了400多倍，但空气质量却达到差不多的水平。

　　“低端产业多占一分地，战略新兴产业就少一分发展空间。只有严格的环保要求、严苛的劳资关系，才能倒逼出更高质量的产业。”唐杰说。

　　环保和发改部门对此问题进行了各自的阐释。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水生说，深圳从最严格的准入和最严格的执法入手，基本全部退出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十六大污染企业。留下的企业，达标排放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还从提标改造着手，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做不到就离开，不能让社会承担企业的污染成本。

　　深圳目前有高新技术企业4700多家，是5年前的3.5倍。华为、中兴、腾讯等领军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大疆科技、柔宇科技等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海洋经济等产业迅猛兴起。

　　有了这样一手“好牌”，难怪深圳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处长孙海斌会说：“我们要在政府产业导向下不断推动转型升级，走高端路线，实现最大的价值空间。”

　　实践和数据也佐证了发展与环保能够共赢的观点：深圳每平方千米产出的GDP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万元GDP能耗、水耗却在持续下降，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减排量提前两年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任务；而2014年的年均PM2.5达到了33.6微克/立方米，在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四。

　　深圳做到了以更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面发展，而且环境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深圳的目标是要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而环境就是重要的国际竞争力。深圳的环境要继续向好，PM2.5还要持续下降。”唐杰说，

　　■转型升级动力来自哪儿？

　　通过转型升级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很多地方，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那么，深圳的经验是什么，他们的动力和活力源泉又在哪里？

　　深圳特区走过30年，如今，它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政策优势和体制优势，但留下是改革创新的环境和先行先试的精神。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创新”。从企业家、科技人员，到政府官员、普通市民，都在提“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深圳始终坚持在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不干预企业内部事务，但会帮助和培育企业，让研发离产业化近一些，离市场近一些。

　　深圳市经信委规划发展处副处长江雪明以园区改造为例，解释了政府、市场、企业在转型升级上的良性互动。

　　政府为推动新兴产业，提出特色工业园培育计划，并从2008年开始对特色工业园进行重新功能定位，对入驻企业的占地面积和产业集聚度等提出要求。

　　瑞丰创新产业园投资管理公司是专门从事园区升级改造的公司。记者对其中一家世外桃源文化创意园进行采访时，公司客服部经理说，园区前身是一家低端的污染企业，他们接手后突出引导文化产业聚集和升级，现在有60家公司进驻，设计公司占了大多数。园区2012年以前的产值为8000万元，2014年约为10亿元。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又会采取稳定支持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资助方式，对企业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环境建设、应用示范等活动予以支持，近五年就支持了1.1万个科技项目。

　　正是基于这样的良性循环，过去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实现翻番，2014年超过640亿元，占GDP比重达4.02%，占比相当于韩国水平。

　　发展方式怎么选择？

　　很多城市也希望能实现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但不少地方陷入“笼子腾空了鸟不来”的尴尬境地。那么，深圳模式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又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深圳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在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模式上，各城市千差万别，所以深圳模式不可复制，也没有必要进行复制。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如果一个城市把低端产业全部转移了，但又没有找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就会造成城市空心化的问题。而且，整个城市的产业培育是一个长期、综合而复杂的过程，切不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阮萌也认为，每个城市应该根据自身产业过程特点、资源禀赋、优势，甚至城市的特质等，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比如，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也有升级的需要，那就应该从农业科技、产业链条延伸、农产品的加工升级，以及与互联网结合寻找新机会，实现产业发展与资源支撑的相辅相成。

　　“而且，如果每个地方都上‘高大上’、高精尖的产业，也不现实。这些转型升级中的问题，有的要靠市场手段解决，有的要靠地方政府来解决，有的要靠国家来解决，如进行国家层面的产业布局和功能区划等。”阮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