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马军的带领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以下均简称IPE）一路走来，硕果累累。“中国大气污染地图”、“绿色选择倡议”、“蓝天路线图”等卓有成效地绘制出来，在推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IPE始终坚持用“两条腿”走路，沉着谨慎，坚持用数据用事实说话，这是IPE区别于许多环保民间组织的显着标志。

　　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是NGO的立足之本，但“有限资源面对无限需求”的现状始终是摆在每个环保NGO面前的一道难题。要最大化NGO对环境问题解决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思路是制定追求结果导向的工作原则。这一原则的落实需要多种工作策略的支持，利用杠杆原理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策略。在2013年初，仅有11名全职员工的IPE，则巧妙利用了“杠杆原理”。

   在中国本土草根环保组织里面，IPE尚属于中小型机构，但它所撬动的改变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重量。IPE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找到适当的撬动点，发挥杠杆作用，NGO就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而社会影响也会对机构的筹资和人才发展形成助益，给组织的发展带来正向反馈。

 

找寻突破口

 

　　在IPE成立之前，随着保护藏羚羊、怒江水电站之争等公共事件的影响，环保NGO几乎成为中国最早崛起的一批NGO。当然，环保NGO的日常工作并非总能上新闻头条，他们更多的是在从事环境教育、帮助污染受害者维权和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工作。那时，人们坚信从小事做起，慢慢推动整个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问题必将有所改进。

　　IPE的发起人马军和王晶晶虽然也认同这种观点，但却不满足于此。他们认为，污染是环境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而企业又是污染的主体，解决环境问题要从建立督促企业治理污染的机制入手。他们进一步观察到，对在华企业而言，宽松的执法及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令许多污染企业无视自己对环境的影响，宁愿缴纳罚款也不采取必要的改正措施。这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企业缺乏技术和资金，而在于其缺乏动力。

　　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了，但谁都知道“动力”的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解决的。他们认识到，解决企业治污动力不足必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而参与的前提条件是环境信息的广泛公开。如果决策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参与，他们就容易达成妥协，但代价是环境和社区利益。要解决，就要打开决策过程，让公众参与，通过博弈找到各方能接受的中间道路。自此，IPE就确立了他们的使命——通过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撬动企业治污新动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打造长杠杆

 

　　阿基米德提出的理论要成立，有一个容易为人忽视的假设条件，即要有一个足够长的杠杆。虽然NGO想要撬动的不是地球，但要撼动人员和资金规模可能比自己大成千上万倍的企业，也需要有足够长的杠杆。对于IPE来说，杠杆是否足够长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充分掌握企业非法排污的有力证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IPE认识到，若要与企业对话，首要的挑战就在于，其是否采用合法手段获得企业存在污染行为的有力证据。事实上，若不能做到这一点，企业亦会运用其所掌握的法律资源否认其履责不力的事实。

　　而要寻找这样的证据，IPE采用的方法是将散落在各处的政府环境监管信息收集起来，整理成一个大的污染数据库。马军说，“企业也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都是尊重的，所以我们也没有权力去随意说哪家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和别人声誉相关的信息。”

　　正是如此，“水污染地图”上线两个月后，一家被地图收录的美资企业就找上门来，诚恳表达了愿在环保组织监督下整改的意愿。“当年他们中国区所有管理层的年终奖全部取消。”马军说。

摸准行之有效的支点

 

　　杠杆原理的精髓在于，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找准支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结果导向的前提下，结合NGO的特点，找到最合适的、最行之有效的支点就十分重要。对于IPE来说，要撬动企业的治污新动力，就是要找到其核心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广泛的包括公众在内的各方参与，将压力传导到污染企业。

　　尽管听上去很简单，但行动起来却挑战重重。

　　最初，IPE将品牌企业的影响视为其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认为，品牌企业可以通过其手中的采购权来影响其供货商，而且一家品牌企业往往与成百上千的供货商发生联系，可以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效率。但污染数据库推出后，除了少数企业有所行动，大部分企业仍是不闻不问，或者了解数据来源后就杳无音讯。

　　于是，IPE基于已有的数据库资源设计了一个面向品牌企业的供应链环境责任管理项目。他们为这个项目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绿色供应链”，并得到了SEE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能源基金会等在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

　　他们倡议作为采购方的品牌企业首先要使用基于IPE数据库开发的供应链管理工具，对环境违规的供应商进行检索，并通过透明、参与式的方式对其进行审核，促使污染问题得到解决；其次，要明确承诺不从污染企业采购，为企业环境守法提供新的动力。但截至2010年底，只有通用电气、沃尔玛、耐克、溢达等不到10家品牌企业使用IPE的供应链环境责任管理工具来管理供应商，其中只有耐克与溢达签署了承诺书。“在中国如果没有足够公众认知，没有足够的社会动员和压力的话，恐怕企业很难摆脱他现在的路径依赖。”IPE总结道。

　　这样一来，他们试图从行业的角度去介入到行业的供应链管理。2009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金属中毒事件，IPE迅速梳理出了数据库中重金属超标的企业名单，并与其中的一些使用这些供应商的品牌企业进行沟通。但是得到的答复并不是非常积极，有的品牌企业直接说“我们有好几千家供应商，管不了，太麻烦了”。为确保事情的有效解决，IPE决定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专门的项目开展。他们首先检索了那些造成重金属污染的公司类型，其中矿业公司、皮具公司、精炼公司、化工公司以及IT制造商占据了大部分，而IT公司尤其与严重的污染事件相关联。调研中他们还发现，这些IT制造商也是IT品牌的供应商。在他们告知存在重金属污染的29家IT品牌企业后，其中28家企业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沟通，部分企业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跟进，比如松下、惠普、西门子、英国电信、夏普等企业。唯一对此保持沉默的是其产品风靡全球的苹果公司。

　　这一次，他们将“啃不动”的苹果作为核心对象，以期能借此影响那些和苹果公司一样不为之所动的品牌企业。于是，他们以更为主动和积极的行动挑战苹果公司。2011年1月，IPE、自然之友等5家国内环保组织发布报告《苹果的另一面1》。报告指出，经过调研发现，在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苹果公司都违反了自己的承诺。7个月后，他们5家机构又一起发布了《苹果的另一面2》，涉及多家疑似苹果的供应商。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争论和磨合，苹果公司自2012年4月开始尝试使用NGO监督下的第三方审核，推动其供应商整改环境违规问题，并承认其供应链管理也需要透明度。IPE评论到，“目前苹果公司的关注点不仅在于供应商撤除IPE数据库的记录，也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诸如过量危险废物的产生、耗水量大等IT行业普遍面临的关键问题。”

 

影响抗衡的砝码

 

　　在杠杆原理中，投入的多少与撬动的多少成正相关。所以，在一个杠杆中，要使杠杆发生倾斜，除了打造长杠杆、摸索有利支点外，增大砝码也是必不可少的。

　　很多时候，NGO无法实现自身预设的工作目标，往往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重量。只有清醒的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才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

　　IPE在成立不久后，就开始了对NGO联盟的培育和探索。起初，他们在绿色供应链项目中设计了两个NGO参与的环节，一个是由污染企业所在地的NGO和IPE一起监督第三方的审核过程，另一个是经审核已达标的企业要从违规企业名单中去除时，需要每个参与联盟的NGO的审阅，无异议后方可删去，这两个环节都是为了增强该项目的公信力。

　　随着IPE的工作成效日益被其他NGO所认可，越来越多的环保NGO主动希望加入他们发起的“绿色选择联盟”。截止到2013年5月24日，已有48家环保NGO加入该联盟。

　　现在，IPE拓展了联盟内NGO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通过与联盟内的几家机构共同发起并申请一个项目，利用每家机构的能力和地理优势，把单一的合作形式变得更加多元，而且有时其他联盟成员也会承担起项目协调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与联盟成员的合作内容不再局限于最初的绿色供应链项目，而是扩展到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等多个项目中。他们还为其他联盟成员提供IPE的实习岗位，通过人才的培养把工作方法传递到其他成员，使联盟的整体能力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