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4月16日，一场强沙尘暴袭击了新疆塔克拉玛干盆地。CNSPHOTO/供图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快速创造的GDP，虽使中国人远离了“饥饿”与“贫穷”，但是自然资源的消耗、清洁环境的减少、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沙漠的扩大化，又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曾经唯GDP的发展模式。我们今天分享了许多发展成果，却大大降低了环境福利,“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使我们偏离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此时此刻，我们必须使用经济工具来度量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找出我们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用更加专业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本土的环境问题。
治理投入能否拯救中国环境？
为了将中国从雾霾的困局中解救出来，国务院于2013年9月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国十条）。据悉，“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将陆续出台，以应对中国目前遭遇的环境危机。
权威人士分析称，在三大行动计划中，大气污染防治国家将投资1.7万亿元，水污染防治将投入2万亿元，土壤防治投资也将达到10 万亿元。据计算，上述三项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的总和接近13.7万亿元，约为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这个惊人的数字，被很多人解读为中国经济发展牺牲环境所付出的代价。
也许我们并不愿意承认，中国步了西方经济发展的后尘，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治理环境即将付出的高昂费用，已经给我们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亮起了红灯。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曾向媒体表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银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一些科研单位曾经分别做过研究。环境损失(财产性损失和健康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少则为3%至4%，多则达到11%左右。这两年没进行过相关研究，据估计，环境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可能达到5%–6%。2011年中国GDP为47万亿多，据此折算，环境污染造成损失将达到2.35万亿–2.82万亿元。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将近14万亿元的资金能否拯救中国的环境？
北京大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教授在接受《中华环境》采访时表示，关于环境污染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环境污染成本计算包括过程成本和结果成本。“国十条的投入到底是环境投入的一次性成本，还是一次性财政成本？这值得我们搞清楚。实际上它是环境成本中极小的一部分。”曹和平说。
政府部门的预期投入为何是环境成本中极小的一部分？曹和平解释道，在雾霾天里，雾霾会对人的肺部和身体其他方面造成伤害，这些成本一部分反映在疾病治疗的账单上，绝大部分反映在肺功能衰退和寿命的降低上。对于那些科研和脑力劳动者而言，在高度抽象思考的时候，工作时间可能由原来的8个小时变为6个小时。对于孕妇， 由于难产概率的增高，那么孕产成本就会增高。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样的天气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夫妻争吵。所以，过程成本非常高。
从GDP的内涵看，经济学家常常从总需求、总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政府支出只是GDP构成的一小部分，所以政府即将支出的治理资金，仅仅是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小部分。
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曾做过相关研究。研究认为，环境污染每制造1块钱的利润，却要花60块钱来治理，还要花15块钱去看病。因此，制止环境污染的发生最省钱，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烧钱。
“实际上环境恶化会使我们掉进泰勒定义的恶性循环。即环境越坏，污染越严重，治理费用越高。”曹和平说。
除此之外，曹和平还对资金使用的效率表示出相当的担忧。
他表示，雾霾是颗粒性大气污染，可国十条却没有对此进行明确描述。1.7万亿元的治理资金是否符合大气污染治理的实情，有待检验。
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硬生生地把经济从衰落的悬崖边缘拉回。与此同时，有关“4万亿”的各种非议接踵而来。
经济学界中对此最先持保留意见的是马光远，在他看来，4万亿让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和转型等方面的计划被推迟，同时推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高了物价，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向污染宣战，体现了国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表明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但是面对国家如此之大的投入，我们能否吸取此前的教训，各个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支配方式能否顺畅而有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
能源消耗下降能否挤掉经济虚火？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工业增长仍然过度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曾表示，2012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耗折36.2亿吨标准煤，约占全球的21.3%，单位GDP能耗是国际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4倍。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37.5吨标准煤，相比2012年增速为3.9%。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然而，根据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12%。相关资料表明，中国单位GDP能耗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正在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我们掉入的发展陷阱。
2014年，李克强总理果断表示，为治理雾霾，今年能源消耗强度要下降3.9%。据了解，身为中国钢铁第一大省的河北，此次为治污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即砍掉河北省将近20%的钢铁产能。一些人士认为这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挤压中国经济发展虚火的表现，是积极的经济政策。
但曹和平却给出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认为在挤压经济虚火方面，调整产业结构比总量控制要好得多。
“河北省若在一年内，减少1200万吨钢铁产能，虽然对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挤掉了与钢铁行业相关的经济虚火，但是同时也砍掉了好的技术和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曹和平说。
今年2月，钢铁工业和市场分析公司（MEPS）发布全球钢铁产量报告，2013年中国以7.79亿吨的粗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粗钢产量的48.5%。根据河北省统计，2013年河北省粗钢产量为1.9亿吨。以此推算，河北省2013年的粗钢产量占全国粗钢产量的24.4%，相当于欧洲粗钢产量的61%，是北美洲的1.6倍、南美洲的4倍、非洲的11.8倍。
显然，100万吨的炼钢炉在总量控制思维导向的影响下，一旦被拖倒，将造成严重的资源和技术浪费。这种浪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曹和平表示，把资金分给河北，不如让河北省进行产业转移，进行结构调整和跨区域的调整。“这比总量控制以降低河北的环境污染要更有效果。”曹和平说。
“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水泥厂，几年前还没有1公里的水泥公路。那边1吨水泥卖300美元，而在中国1吨水泥才卖300元人民币。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水泥厂搬到那里？为什么不把产能过剩的行业技术与设备向非洲、拉美、中亚等地方进行产业转移？”曹和平说。
另外，淘汰落后产能，对当下的GDP影响依然不小。据中国环境科学规划研究院研究团队估算，淘汰落后产能将造成GDP减少1148亿元，减少非农就业岗位14万个。
面对总量控制政策可能给河北省发展带来的不公，曹和平强调，收入补偿性的产业转移优于物理补偿性的产业转移。“河北省应开展基础能源、重化工领域员工转业转产培训工作，同时启动环境资源修复工程，让这些人在这些领域中就业。”曹和平说。
依据经济学家观察，在解决中国特殊时期环境污染问题上，经济结构性调整会比总量控制带来更多实效，同时也会给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活力。中国经济的“绿色化”需要更多前瞻性政策的指引。
正如曹和平所言，中国在挤压经济虚火的过程中，一定要提高政策含金量。政策的力量不仅不输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时候作用甚至会更大。
对于今日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曹和平指出，“单一的国内视野的调整不如全球视野的调整，单一的一个断面上的调整，不如站在历史视野下的复合型和体系性调整。”
市场如何控制环境污染成本？
经历了2013年和2014年的雾霾灾难，北京、南京、武汉、济南、成都、石家庄、乌鲁木齐、西安、郑州被网友公认为是中国雾霾较为严重的城市。一份报告显示，2013年，在被环保部监测的74个城市中，仅有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由于雾霾，一些城市取消了航班，关闭了高速公路，暂停了学校课程。
面对环境危机，如果政府仅仅依靠行政干预和有限的治理资金，去拯救供给14亿人分享的环境，似乎难当大任。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中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即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通过市场配置环境资源，应成为我国环境管理的重要方向
有关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环境的经济手段如果能以市场为基础，采用间接宏观调控改变市场信号，通过利益导向来改变和驱动环境污染者的行为，而不需要全面监督和检查对象的微观活动，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
现在，一些企业担心履行环境责任后，提高生产成本，拉升产品价格，而失去市场竞争力，恶意偷排漏排。扭曲的激励机制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成本的失控与膨胀，并大大增加了政府对环境管理的难度。
针对这种现象，曹和平认为，应该在市场中引入“审计模式”。这种审计，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审计”，而是像抽查酒驾一样的审计，即抽查企业的排污行为。一旦发现企业排污，立刻让它停产。
“另外，我们还要建立可交易的排污权市场，这是更有效的办法。”曹和平说。
所谓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它是以市场为基础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种经济手段。目前我国已有20多个省份开展了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
“假设火电厂每年排污量为200万吨，在政策要求下预期每年降低1%，20年降低20%。那么火电站就不得不向水电站购买排污权。与其支付高额费用购买排污权，倒不如自己建水电站。”曹和平这样解释排污权交易对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的作用。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各个利益主体自然会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根本上对经济发展起到调节作用。
在曹和平看来，环保部门仅仅向排污企业收取排污费，是一种失误。
“产值达到百万元以上的企业都应该具有排污权，按照1元钱1个点计算，就是100万点。不排污的企业不减点，污染的企业就减点。这样，从生产到消费，从工艺部门到环保部门，从底层企业到超大企业，从里到外，全民都可以对排污权益进行交换。一年的交易量能达到120万亿–250万亿。”曹和平说。
对排污企业进行惩罚性收费或奖励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可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行为，更为合理地配置稀缺的环境资源。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早在上个世纪就如此论述了经济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功能。
从全国范围来看，数量大、规模大、自发型的排污权交易案例还较少，已有典型案例中实际的交易量主要以SO2和COD排污权为主，氮氧化物和氨氮交易较少。但总体上看，我国排污权交易探索正在逐步深化。据财政部消息，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相关部门联合起草的工作指导意见已上报国务院办公厅。
“预防重于治理。”这是曹和平给予环保工作的中肯建议。
由此可见，做事后诸葛亮，计算环境污染的经济账，倒不如运用科学手段，事先对自然资源价值进行评估，以提高政府、企业、公众对环境资源价值的认识。做环境污染的讨伐者，倒不如做防御污染的参与者。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提高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意愿，防止环境领域出现“公地悲剧”。这可能才是中国未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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