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为签署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杜丹德又飞抵了中国的首都机场。

    自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至今，他已数不清有多少次踏上这块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热土了。而记忆犹新的是，初次降落时感受到的稚嫩和青涩，随着一次次的落地正一点点褪去。

    照例，他让美国环保协会的同事定下东单北大街上的丽晶酒店，这是一家依北京地铁5号线而兴建起来的酒店，杜丹德住在这里纯粹是为了去雍和宫的办公室，乘坐地铁快捷而方便。他在国内、国外言行一致，环保与节省始终是他奉行的品格。

    细心的同事还周到地给杜丹德选了可以望见明黄色屋顶的故宫的房间。恰好这几天，北京的天空出奇地通透，站在窗前，在夏日耀眼的阳光下，拥有庞大院落的故宫明黄色屋顶在现代化楼宇的簇拥中浓烈而厚重。尽管这一切对杜丹德早已不陌生，但68岁的他仍喜欢与这座沉淀历史的建筑静静地相对而坐，没有对话，更没有争执，在微笑的对视中，东方和西方、古老和现代、历史和现实可以自由地穿越。

 

穿越杜丹德的窗外

    杜丹德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两个妹妹。在小的时候，由于家庭并不富裕，没有电视和电话。全职的母亲在家主要照料家务和妹妹，这给了年龄稍长点的杜丹德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他家住的是三层楼的一层，像所有男孩一样，趴在窗台上发呆，是杜丹德经常的事，看到有玩伴在外面打闹，一溜烟儿，就能加入到这快乐的队伍中，户外的娱乐方式让杜丹德的童年因此有了更多与自然接触的机会。

    杜丹德的父亲在他们居住地临近地方长大，奶奶家的园子始终茂盛地生长。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们回奶奶家种豆子、种胡椒，等植物成熟后或晒成干、或做成罐头储存到冬天享用，这个习惯杜丹德一直保持到现在。他现在的住所有个有机花园，杜丹德夫人会用有机肥种些时令蔬菜，以保证他们从中国领养的两个女儿的食品安全。他们不用担心花园有机肥的来源，大女儿埃拉的马匹和附近马场的马粪足以保证。

    童年时，家里丰裕了些，父母就买了辆车，每个星期杜丹德的父母会带着孩子们去教堂做礼拜，然后转道去乡下郊游。妈妈引领他们喂食鸭子、观察小鸟、看花开花落。大自然给了杜丹德许多诗情画意和丰富的情感。因此来中国后，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克服心理障碍，接受北京烤鸭的美味。

  
 李克强总理出席国合会与杜丹德合影。                                                    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与杜丹德交谈。

    如果说童年时期启蒙了杜丹德对自然的兴趣，那么对环境的自觉意识可以追溯到他服兵役时代。16岁那年，杜丹德在韩国军营之外参加当地社区活动，恰巧被分配到小乡村负责垃圾回收。工作中看当地的居民会自觉地分拣垃圾，他们多因为经济贫困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贴补家用，固体废物中金属、瓶子、纸张等按类别拣出来，或再利用、或变卖成现金。这种做法给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生长的杜丹德打开了一扇窗，原来废物不一定是废物，可能是资源，是可以产生价值的。对此他感到“十分震撼”，以至于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仍然会用这个词语描述当时的感受。

    事实上，这段经历对杜丹德的影响是深远的，19岁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资源经济专业，而且以后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没有离开这个专业。读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做感兴趣问题的解决方案研究。到加州读博士的时候，杜丹德有幸得到一笔项目基金，那时他对人口与环境问题尤其担忧，便用这笔基金开始研究人口爆炸带来的经济问题，以及现有的资源够不够养活越来越多的人。由此衍生了他对农村经济的兴趣，对土地资源的了解、对水环境质量的关注。他完成学业后，进入美国农业部工作，1975年到1982年期间，他的研究方向主要从农业、农作物的视角，关注农村面源污染给农业灌溉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解决方案，这是最为重要的，发现问题不难，重要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他当时选择的方法就是使用滴灌，减少污水灌溉，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

    1982年，杜丹德离开了农业部，加入马萨诸塞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部，专事给学生讲授资源经济学，这是他的第一次职业转折。希望影响更多的人是每个人所追求的。杜丹德在多年的经验中发现，要想把所学、所实践、所倡导的理念传递更多的人，教授学生比做研究更具发散性，能成倍地引起人们的共识和参与。在教学之余，杜丹德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实践，在他看来保护环境关键的是寻找解决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纸上谈兵。

    1985年的一天，杜丹德接到了一位久违的朋友电话，“老兄，你愿不愿意到环保协会来做更多的实事？”

    对于从小就喜欢鸟的杜丹德来说，美国环保协会一点也不陌生：半个世纪前，女作家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述了由于杀虫剂DDT 的广泛使用，最终没有了鸟鸣的世界。1967年，四名科学家在长岛发起禁用DDT倡议，推动了美国《环境保护法》的诞生，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Defense Fund，简称EDF；字面意为“环境扞卫基金会”）也随即成立。 

    放下电话，他望着窗外，花园里小鸟落在人工搭建的鸟巢上，一下下啄着他们准备好的食物，儿时的快乐阵阵掠过胸怀。

    一向朴实、平和、淡然的杜丹德意识到这是在不惑之年可以抓到与他理念完全契合的职业机会，但是需要他放弃现有，从零开始。

杜丹德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观察杜丹德的影响力

    杜丹德接到邀请时，EDF已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之一，会员逾50万，说服麦当劳弃用泡沫塑料汉堡盒，减少饲料中的抗生素，帮助联邦快递引进燃油效率提高过半的新型递送卡车等活动使之名声大噪。

    可以肯定，这个决定既是美国环保协会选择了杜丹德，也是杜丹德选择了环保协会，可谓一拍即和。

    美国环保协会遵从创新、平等、高效的原则，利用科学、法律和经济综合手段，通过与各方利益关系的合作，为最为紧迫的环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做事理念，促成具有务实精神杜丹德完成了职业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我是个务实者，享受做实事的感觉。大学里教的大多是概念和理论，如果不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结果等于零。我觉得加入EDF 是很好的机会，可以真正做一些事，去改变社会和世界。”

    由于杜丹德在基础生物统计学、环境经济学、农业和资源经济学的定量方法、资源经济学等专业背景，加盟后，环保协会在开展专业性很强的温室气体、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研究，农村地区应急服务实施设计，农村温室气体减排解决方案等方面如虎添翼，影响力大为攀升。

    人们看到杜丹德的作用，是制定《蒙特利尔公约》前。公约相关部门邀请环保协会代表美国政府和各国、各方利益集团进行制定前的谈判，商讨气候变化相关利益问题，杜丹德作为专业人士被推举，并第一次进入政界视野。

    他最具有影响力的事要追溯到美国1988年大选。共和党人布什出人意料地靠打环保牌获胜，打破里根政府对酸雨束手无策僵局的排污权交易成功写入《清洁空气法》修订案，使美国环保协会声名鹊起，杜丹德作为首席经济师在技术层面是功不可没的。尤其他首创的“排污权交易”落地，以市场机制的手段革命性改变了环境管制现状，引起美国高层的重视。

大选成功后，布什总统用“突破僵局”来评价EDF 为解决酸雨所起的作用，知情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杜丹德。一次在白宫讨论环境问题，杜丹德的位置在布什的身后，布什对帮助他入主白宫的功臣歉意地说，“你要看着我的后背讲话了。”这样一位权重的人对他的尊重是对环境保护的尊重。

    事实证明，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后，美国发电量从1990 到2006 年，增长37%，二氧化硫排放却下降40%。因此该政策被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经济学人》评为“10年来最伟大的环保成就”，被美国环保署称为“美国最重要、最成功的环保政策”；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也采纳了这一理念。

    在美国的成功，使杜丹德坚信环境与经济发展不但不必发生冲突，而且可以相辅相成。1991年，杜丹德带领团队来到中国，就是要通过他们的方法，使参加实践的企业和地方政府都能省钱，公民能得到清洁空气；要用他们的努力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势，看到GDP 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最终成正比。这个努力是漫长而细致的工作过程，正是他们持之以恒在中国推行市场机制的理念，排污权交易成功落地，试点效应显现；打造绿色供应链，带动企业绿色社会环保责任；建立城市绿色出行机制，将市民出行与碳减排联系起来；等等。他们在中国风声水起的工作，使得中国环保界看到杜丹德描述的“市场的有趣在于会自动协调成千上万个人的成千上万个决定，能使人们萌发好的想法，激励他们去创新。”

    此次，在2014年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下，与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的绿色合作，就是创新性地对将移动排放源纳入碳交易机制进行研究与实践。项目通过确定公共交通汽车能耗基准线，并制定相应的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的MRV体系等，为实现深圳市的低碳发展目标添砖加瓦。

    卓越的工作成果使高层认识了这位“毫无利己动机”的杜丹德。后来，国家总理每年都会在春节前接见他，李克强总理上任后仍然保留了这个惯例。无论是温家宝还是李克强，每次见面都要听听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他把这个惯例归结为中国的环境保护观念上的变化，这在他刚来中国时是完全不可能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取听美国人的建议，体现了政府‘以民为本’的思想进步。”

    影响杜丹德在中国环保界作用的标志性事件是他主持参与的《提高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杜丹德发现，中国环保局与美国环保局的力量悬殊，单单就人数一项差距之大不可想象，美国环保局有大约17000人，中国只有近400人，而中国的环境问题远远多于、难于美国几十倍、上百倍。于是在课题成果里，他力主将提升环保机构的地位写进去。2006年，时任国家总理的温家宝与国合会“环境执政能力政策研究”课题组座谈，杜丹德作为外方组长与主席台上的温家宝斜对面坐着，当总理示意杜丹德提建议时，杜丹德操着 美式英语讲了段话，大意是 “中央政府要增加环境保护总局的分量，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翻译翻出来，温家宝听到后，看着也来参会的周生贤大笑。

那意思你懂的。

    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部级，从国务院直属机构升格为国务院部门之一。同时涉及调整的15个机构，有4个正部级降格，环保局不降反升，足以显示国家开始对保护环境的重视。按照机构改革方案, 新的环境保护部主要职责为“拟订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等”。

杜丹德及妻子和收养的两个女儿。

解读杜丹德的中国情结

    这天，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克里邀请当时的中国大使李道豫和杜丹德到家里吃饭，席间自然聊到中国的环境保护。李大使长期在国外，工作性质与环保专业不沾边，对克里的问题很难说清楚，杜丹德的回答解了围。杜丹德向克里介绍了中国的环境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他的解决方案。在坐的人对他如此关注和了解中国的环境问题而感动，尤其是李大使更是些许惭愧、些许感激：

    一个外国人，把中国的环境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939年，毛泽东为在中国殉职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写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在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人群中耳熟能详，对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精神世界，多少有些了解。杜丹德也因为与其“外国人”、“英语国家”关键词相关联，而感到自豪：“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别人的榜样！”也许正是这个信念支撑他每年往返中美之间十多次，甚至更多。他的邻居很奇怪，这家的男主人经常蒸发了，又在什么时候出现了。而中美之间的时差，至今仍是他无法克服的。

    当接到当时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邀请时，杜丹德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除了长城和故宫几乎对其他一无所知。第一次来中国，北京友谊宾馆服务员职业的微笑、山东海阳小镇尾随的中国居民和傍晚咬人的蚊虫、以及上海黄浦江的浑浊和南京路上自行车流都成为印刻在他记忆里的符号；而中国的南北跨度和差异，各地的美食和民俗文化像一本读不完的教科书，不断展开的魅力和神秘，远比环境问题更令他触动。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在他意料之中，服兵役时，韩国乡村的状态早已给他打过预防针，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且美国在发展中也有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先走一步。

    第一次的造访很快过去，促成杜丹德在中国开展他的事业，是中国的古老和多元化的魅力，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挑战和传承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经验的责任。

1999 年，他促成美国环保协会与中国环保总局正式合作。2001 年，排污权交易在南通试验成功。次年“4＋3＋1”项目启动，山东、山西、河南、上海、天津、柳州及华能集团公司加入。2004 年，杜丹德获中国政府授予外国友人的最高奖项友谊奖。得奖后,杜丹德在中国的工作更加努力。他说，“这迫使我在美国必须做好功课，不然到中国来没有听众了。”  

    杜丹德对中国的感情，来自他对佛教、老庄哲学、孔孟之道、茶文化乃至中国的服饰礼仪的“顶礼膜拜”。为此，他们夫妇俩收养了两个来自江苏省常州市的中国女孩，大女儿埃拉已经16岁，小女儿劳拉才12岁多。

    “她们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杜丹德自豪地说。紧张的工作之余，杜丹德有两种放松方式：一是在厨房为家人烹调可口的饭菜；二是惬意地坐在家里，品着中国茶，看顽皮的女儿嬉戏。

    还是小女儿小的时候，杜丹德和她一起去散步，看到地上有易拉罐、瓶子、垃圾袋之类，她问：“爸爸，为什么大家都把垃圾扔在地上？”后来他们每次出去散步，都会带一个袋子，一路捡地上的垃圾，小女儿对此非常热衷。

    杜丹德被女儿们的热情和兴趣所感染，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动力和灵感。 为了她们，杜丹德会更加努力地完成在中国设定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