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与同行们分享了自己近三十年来研究和动物保护故事的片段。有人问她，保护自然是个特别大的事情，几个人怎么能保护得过来？她说，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她也常常这样问自己。
曾被合乎情理的砍杀逻辑深深困扰
1985年，刚刚在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吕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实验室工作，一个则是去野生动物保护基地。实验室里长期与化学物质打交道的单调，丝毫提不起她的兴趣，想象着BBC纪录片里辽阔的原野和浪漫的阳光，吕植拼命争取到去野外的工作机会。
初到野外的时候，吕植感觉特别好，每天光线的变化都会让她自得其乐一阵子。但是很快，这种现在看来是很肤浅的兴奋就渐渐被焦虑取代了。
有一次，吕植的野外助手跟她说哥哥要办结婚酒席，盛情邀请她一起参加。两人走了120里山路很是疲惫，当天晚上便沉沉地睡下了。第二天一大早，村子里人声鼎沸，大人小孩都在叫。吕植很好奇，赶紧爬起来看，这才发现一只怀孕的毛冠鹿被全村人堵在一个角落里。眼看着毛冠鹿倒在地上，嘴里吐着白沫，像是要流产的样子。吕植心里很不忍，想去劝大家放过它。正当她准备往前凑的时候，有村民跟她说，“你可真有福气，来了就有肉吃”。
吕植当时就语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村子非常贫穷，一年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杀一头猪，吃一次肉。吃上一点后，大人们就把剩余的挂在房上腌起来，味道越来越不好闻。但是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切下一条，小孩子会眼巴巴地盯着客人的碗。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鹿被当成肉来吃，有没有错？这是吕植当时回答不了的问题。
熊猫数量的减少跟过度的森林砍伐有着紧密联系。说服林业工人尽量减少砍伐也是吕植保护熊猫的日常工作之一。但是在跟林业工人的长期接触中，她发现林业工人都是周围农村来做工的，要养活家小，砍一棵树挣来的钱就有可能让上学的孩子多一点吃的东西，多买一点文具。砍树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有错吗？这也是她当时回答不了的问题。
总有林业工人问她：“你们从大城市跑到我们山沟沟里来，吃不好住不好的，为什么？” 吕植说，熊猫挺好玩的，每天跟着熊猫看它们跑来跑去，研究它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生小孩、种群怎么扩大、碰到什么问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对方口吻则出奇地一致：“没看出来哪里有趣。”吕植意识到，她跟当地的生活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没办法用语言说得清楚。
显然，保护是远远比制止人们砍树、制止人们打猎要复杂得多的一件事情。可是怎么才能做到不砍树、不打猎而人们也能够满足地生活？
后来，机缘巧合，吕植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在熊猫最多、采伐最厉害的四川平武县，让采伐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上世纪90年代，生态旅游在中国还非常少，吕植决定用这种方式给当地居民寻找新的生计。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她们把这个地区所有漂亮的景色和背后包括地质、生物、历史、文化的知识一一梳理挖掘，通过对当地居民的培养使该地的人文成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但是没过几年，当吕植再次回到该地时，平武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伐是停止了，但水电开发又开始了。这一轮的开发比采伐挣了更多的钱。看到当初的心血全部化为泡影，吕植非常伤心，几年的心血比不上一个推土机一个星期的工作。
保护熊猫的实际情况让吕植陷入深深的困扰，有时候他甚至在想，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与人性相违背。因为所有这些，水坝也好，砍伐也好，打猎也好，都有非常合乎情理的逻辑在后面。究竟能不能撼动这个逻辑？是不是需要撼动？不撼动还有办法保护野生动物吗？
藏区信仰的一线曙光
沮丧的心情在1996年后，开始露出一线阳光。
这一年，吕植第一次进入藏区。当地的林业局官员告诉她，该地除了一个国家级保护区外，还有50多个老百姓保护的“神山”。在圣湖的湖边，吕植还注意到，这里的鱼因为从来没有被当做食物对待，所以不知道“被吃”的危险。走进它时，鱼儿会靠过来索取食物，她还可以用手摸这些鱼。
在藏区到处走，她近乎惊讶地发现，从来没有人问过她，为什么要到山沟里来，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因为，在当地的藏族人看来，保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他们深信，人跟自然、跟其他生命的关系是平等的，不是超越的，生命是轮回的。他们对“神山”有着与生俱来的敬畏，“神山上住着山神，这些山神是神灵，有的脾气好，有的脾气不好，有的小心眼，你要违反了神山的规定，他就会来整你，让你生病。”
正是把自然看做是对生命的保护，才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去呵护自然。这样的震撼使吕植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生物保护不仅是知识分子或城里人的事情，更是当地人的事情。至于能不能很好地保护，这与文化根基和价值观认同有着极大关系。
吕植说，老百姓需要成为生物保护的主体，但没法让所有人都来信藏传佛教，这是很不现实的。让大自然的价值得到更多人的认可需要做很多事情。
她举了一个例子，按照美国人的估算，如果把一棵树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保护水源以及保护水土、调节气候、提供美景等这些价值都算下来，一棵树的价值高达20万美元。可以想象，如果人们知道砍一棵树需要支付20万美元的话，那他们就该犹豫究竟是不是要砍。人类的智慧已经创造出很多有意义的产品，那么这些生长在树木里、生物里的价值，是不是也应该推动一下，能不能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平衡点？
吕植曾与一位天文学家讨论过，人们有没有可能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天文学家风趣地说，快了快了，再过一百万年也许就有希望了。
吕植想，如果观念无法改变的话，再过一百万年，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星球还能否撑得下去。如果不搞好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我们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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