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重要的论作，其重要程度，以至于在五十多年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仍在讨论其中的意义。不同的人所理解的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不同，正像盲人摸象。我所看到的是中庸的科斯：不偏不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所看到的科斯是右派的科斯。我认为，科斯实际上不左不右，处于中间，在他左边的人是左派，在他右边的人是右派。
科斯的相互性思维为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可能性。“相互性思维”是科斯式的特点，这个思维方式服务于更高的“总的效果”，这就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最后提出的“方法的改变”。“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政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我们必须记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有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
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与污染环境相比，环境治理是一场更漫长、更艰难的战役。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和人之间——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市场行为的“外部性”，这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受益的被称为“正外部性”，受损的被称为“负外部性”，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正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成本的分摊机制而且让市场来实现”,更符合作者在原文中的表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企业生产产品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类型的成本，一种是企业组织生产的内部成本，另一类是生产过程中产生“负外部性”带来的公共成本，两种成本相加就是社会总成本。在社会总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内部成本越低，造成的环境代价就越大，公共成本也越高。
过去的市场准则对于企业生产行为造成的公共成本视而不见。对于企业而言，通过尽量低的内部成本控制追求效益最大化，这种行为是市场准则所允许的，也更加符合自身利益，因此企业缺乏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造成污染的动力。
未来政府要全面推动环境整治，除了行政手段外，还需要从改变市场的游戏准则着手，要通过市场手段把“外部性”内部化，把公共成本转嫁到企业头上，让企业为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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