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长江一级支流柏临河河水泛着白泡散发阵阵恶臭，水葫芦、浮萍疯长阻塞河道。CFP/供图
污染的顽疾源自社会集体无意识，更为可怕的是，我们无法预料，长此以往会带来什么灾难。
这是一个国民“谈癌色变”的时代。当我们城市的天空不再蓝，当我们喝的水屡屡受到威胁，当我们吃的10顿饭就可能有1顿碰上地沟油，在这不知不觉中，癌症的小细胞，可能就会悄然滋生。在经济发展的背后，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相似的问题，在不同的地方持续上演，并且毫无止步的意思。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污染的蔓延正在慢慢结出恶果。
铅污染“隐身”十年终爆发
在徽县人眼里，徽县是中国气候最好的地方。它地处秦巴山地中的徽成盆地，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既不潮湿，也不干燥，群山环绕的嘉陵江源头，山青水秀，原始森林茂密，人称“陇上小江南”。地下的矿藏更是丰富，有铅锌、铁、汞、硫等22种，还有金矿，而尤以铅锌矿储量丰富。铅锌产业是徽县的工业支柱，但2006年被查出的数百人“铅中毒”事件使当地人的生活从明亮走向漫无边际的阴影。
2006年5月，新寺村一名5岁儿童周浩不幸被电击，失去右臂，被紧急送到陕西西安的西京医院治疗。周浩总是腹痛，呕吐，引起了医生的注意。8月，医生给周浩做了几项微量元素检查，惊奇地发现周浩的血铅含量达到557微克/升，而正常儿童的血铅含量应在100微克/升以下，小周浩已经重度铅中毒。这一消息在新寺村及整个徽县迅速传开，数千群众坐长途车去西京医院检查，被查出铅中毒的很快达到七八百人。
有村民回忆，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是在1995年五六月间搬迁到新寺村，1996年投入生产，大烟囱开始冒烟。这个大烟囱，每年要向空中倾吐出200吨铅，铅的密度高，很快就落到地面。农民钻进苞谷地里收苞谷，手一抓苞谷就黑了，从苞谷地里出来，全身成了“黑人”。白衬衫晾在屋外，一夜就成了黑衬衫。他们种植的蔬菜，白送都没人要。
光阴荏苒，转眼十年，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已经更名为“甘肃宏宇有色金属冶化公司”，成为洛坝集团的子公司。铅污染对人体的危害也开始浮出水面。
专家表示，铅超标可影响神经、造血、消化等多种器官，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和智力发育，损伤认知功能、神经行为和学习记忆等脑功能，严重者造成痴呆。
2010年，有记者重返该村，小周浩已年满9岁。母亲王淑红很发愁，说他几年来的血铅含量时高时低，低时300多，高时500多，但至少也是正常标准的3倍。他经常恶心，呕吐，发烧，老是肚脐眼疼。现在他已经上学，但上课不容易集中精力听讲，好动，爱走神。近来最让母亲王淑红发愁的是，他的颅骨缺一块，要做补颅手术，但西京医院的医生说，因为他重度铅中毒，手术后伤口愈合很慢，感染的风险很大。
记者给周浩拍摄时，他戴着帽子，空荡的右衣袖被风吹动，神情忧郁。而他的小伙伴们不用大人教，就兴高采烈地张大嘴让记者拍他们的牙齿，看来以前“被拍摄”得很多，已经有经验。他们的牙齿残缺不堪，并且发黑，单看牙齿你会以为六七十岁了，而他们只有六七岁。
“牙黄”和“骨头脆”的折磨
在陕西省南部的紫阳县蒿坪镇，人们的牙齿发黄已经远近闻名，以至于有了专门的称呼——“蒿坪牙”。这不仅仅是外表的尴尬，更是生理上的痛苦，严重的会使牙齿断裂、脱落。在科学上，这被称为“氟斑牙”，属于燃煤污染型氟中毒。
蒿坪产煤，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当地的煤含氟量高。据陕西省政府地方病防治办公室2005年的数据，包括蒿坪镇所属的紫阳县，陕南秦巴山区中南部居民的生活燃料，主要是当地出产的石煤，含氟量在2000mg/kg左右，这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齐庆杰教授同年给出的中国煤中平均氟含量的近10倍。
中科院地理所王五一教授得出的数据显示，陕南农户室内空气氟浓度最低值是标准的近3倍，而最高值超过标准的97倍（国家标准浓度限值0.007mg/m3）。燃煤释放的氟等有害物污染了室内空气和食品，使生活在这一环境的人群发生慢性蓄积性中毒，病症就是氟斑牙和氟骨症。
相对于氟斑牙，氟骨病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更大。当地人知道“蒿坪人骨头脆”。很多人从四五十岁就开始腿疼,严重的患者已经出现了腿部变形。
由于燃煤开采量和使用量的扩大，上世纪末陕南的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患开始出现上升趋势。陕西省政府地方病防治办公室早在1980年调查，当时陕南秦巴山区安康、汉中市病区人口近15万，其中氟斑牙患者一万多人，成人氟骨症患者五千人。2001年再次调查，病区受危害人口上升到113万人，成人氟骨症患者近10万人，是20年前的20倍。在调查的14万8-12岁儿童中，患氟斑牙病的有近8万人，患病率达到56.54%。除了导致中毒者皮肤损害、龟裂，砷中毒还有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视力障碍，损害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等多种人体系统，甚至导致癌症。
齐庆杰教授的研究显示，国产煤在各种燃烧设备的燃烧过程中，大部分煤种的氟含量是超标的，若在燃烧过程中不采取相应措施，将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大气氟污染。他呼吁在《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加入对燃煤氟化物的排放限值，目前该标准只对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做出了限制要求。
氟中毒也并不是唯一的燃煤引起的地方病。2001年-2003年在陕南进行的燃煤型砷中毒调查显示：煤砷检测最高值达到488.1mg/kg，是国家标准的近5倍。被调查的400多人中，砷中毒者近半。
由于各地产出的煤品质不一，燃烧中对健康的影响也不同，但一些普遍成分如颗粒物、硫化物、可挥发的有机物以及重金属对健康的损害不容忽视。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中国农村每年由于使用固体燃料（尤其是含氟或含硫高的煤炭）有约40万人过早死亡，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淮河边上根除不了的“癌症村”
经过多年的治理修复，淮河水从表面上看已有所改观。 但河流中的畸形水产和沿淮村庄居高不下的癌症患病率， 还是让人摆脱不了“癌症村”的噩梦。
今年60岁的霍岱珊人称“淮河卫士”，为淮河污染问题奔波了20年，曾获评为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是民间保护淮河的一面旗帜。在十几年来的淮河治理中，霍岱珊和他的公益团队为国家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第一手材料。霍岱珊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水质有所好转,但那些看不到的污染仍致命。“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上游那些‘会说脏话的排污口’已经很难找到了。现在这里的水质是四类水,你看不到污染,也闻不到怪味儿，但是水体中的持久性化学物污染、重金属超标等仍然存在。”
在霍岱珊办公室的水族箱里,十几条畸形鱼分外醒目。有些脊柱弯曲成螺旋形,有些鳞片叠生、身体天然残缺。“这些鱼都来自淮河。因为水污染,淮河的鱼类曾经几乎绝迹。现在有了鱼,我们却发现这些鱼是畸形的,而且比率很高。有些人家几代都是渔民的,以前都没见过这种畸形。”
霍岱珊说，污染对淮河的伤害深入骨髓。持久性化学污染物、重金属污染“致癌、致畸、致突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被消除。“以美国密西西比河为例,上世纪70年代它是污染很严重的,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水也清澈了,但是被污染过的鱼,没有人敢吃。淮河水也是一样。”
受污染影响的不仅是河中生物,过去十多年中,淮河流域的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癌症村”频现。在紧靠沙颍河的河南省沈丘县杜营村,村支部书记杜卫民回忆,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村里不断有人患上怪病。“开始就是吃不下饭,在小地方看不准是什么病。到省城大医院一查,说是癌症。”
当时正是淮河水质变坏的时候,由于河水污染,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灌溉抽水站只好被废弃。岸边庄稼虽紧靠着淮河,却只能靠老天下雨浇灌。村里十几米深的饮用水井也被污染,“水有怪味,一烧全是水垢。”
死亡阴影笼罩了杜营这个有2000多人口的村庄。杜卫民说，2003年到2010年间，村里癌症发病率最高，每年都有十几个人死于癌症。“我们有个孙营自然村,2006年的时候,村里一条胡同里有8户都得了癌症，很多人发病后都挨不过一年。”
霍岱珊说,他们现在发现的“癌症村”有20多个,但他反复强调,这绝不是全部。“因为很多地方我们没有走到,但我们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凡是河岸边的村庄,凡是劣五类水长期滞留的地方,就可能有癌症村。后来我们按照这办法去找,一找一个准。”
反思：不能以生命的代价纵容污染
此外，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因为靠近农药厂，该村于2001至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受巨龙化工厂严重污染，2001至2006年5年间死于癌症的村民近100人。四川省什邡市双盛镇亭江村，该村躲过了地震却难逃污染，至2008年，癌症致死者达五六十人。最新的来自“中国长寿之乡”山东省莱州市，日益严重的化工污染使当地部分村庄成为“癌症村”……
每个“确诊”的癌症村都是用村民的死亡作为直接病例，事实面前任何利益团体的辩解都是苍白的。纵观近年来各地发生的污染事件，因由几乎都大同小异，企业不负责任、监管不负责任、政府不负责任，俨然形成了一条黑色的环境污染“链条”，最终只能由无助又无奈的民众吞下恶果，甚至赔进生命。
诸多的无奈与叹息，凸显出的正是当下中国许多地方的真实情形——在经济发展的背后，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糟糕的是，这是一个早已被人们认识到的问题，却仍然缺少明晰的解决方案，或者说，虽有方案却缺少解决问题的真诚意愿。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这一点不难回答：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口号之下，只顾上马有经济效益的企业，却对企业在治污方面的作为明显监管不够；二是相关企业，盲目奉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顾及负外部效应，或只把社会责任的概念挂在嘴上，并不真正付诸行动；三是基层民众，其利益博弈能力远远不足，最终成为各类污染事故的主要受害者。
这些年来，我们见多了一些地方急于上马项目却疏于监管、环境监测往往走过场的现象。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明知新项目开工会导致污染问题，也装聋作哑，在相关企业出了问题之后，也是急于包庇，而非依法作出处理。极端的时候，个别地方的行政、司法机构还会抵制甚至打击各种力量合法、合理的监督。显然，对于地方主事者来说，这不是一种对民众、时代，以及对历史负责的做法。
一个地方政府的努力，为的是民众能够得到更有幸福感、更有尊严的生活。GDP不一定代表幸福感，就业人数与财政税收的上升也不一定意味着幸福感，民众被强制拆迁或是遭受污染之痛却难以得到合理的补偿，更不会有幸福感。幸福感源自绿色的发展，源自有尊严的发展，源自生活于一方土地上的民众在遭遇困难之后却能够坚信未来。
同时，一些当事企业必须作出自省，必须学会在法治的框架下谋求企业的发展。如果一个企业只顾病态地追求利润，而无视公共利益，这样的企业注定不可能走得很远。遗憾的是，在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了个别企业嘴上一套，行动上又是一套——嘴上念叨着社会责任与民生利益，行动上却是连起码的法律法规也不遵守。一旦出了问题，不是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问题，不是积极地提出方案作出整改，而往往是以一种“灭火”的态度或求助于地方政府，或通过小恩小惠企图“搞定”监督力量。须知，一个两个负面报道或许可以摆平，但在朗朗乾坤之下，又如何能够蒙住民众的千万双眼睛？
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不能再过度透支资源与环境，不能再借着发展的名义纵容污染。为官者也好，经商者也好，如果心中没有这样的信念，那么将很有可能留下人生的败笔，也将辜负对时代的起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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