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兴夫妇希望，在饮水安全领域，倡导一场全民觉醒，22年来，他们的民营研究所一直致力于此。

　　根据他们的研究，饮用水中硝酸盐氮和亚硝酸氮含量的综合指数N1，是评价饮用水质量的重要指数，相当于空气质量的PM2.5评价指数，据此，他们还绘制了中国优水地图。
　　国务院终身参事王秉忱教授表示“饮用水指数N1的发布意义不亚于PM2.5。”
　　这已不是李复兴夫妇首次亮相，此前，他们倡导的“安全水并不等于健康水”、“每天八杯水”、“水开后再掀盖烧一两分钟”等理论，已渗透到科研及公众生活中，并产生实效。
　　然而，作为一家民营研究所，在成立之初，他们的路子走得却颇为艰辛。

尴尬的初创期
　　李复兴夫妇创办的北京公众健康饮用水研究所，前身为北京爱迪曼生物技术研究所，是一家非盈利、开放性的民间研究所。1992年由赵飞虹从官办科研机构独立出来创立，至今，在饮水科学领域已有22年的发展历史。
　　研究所定位为基础研究与商业应用之间的桥梁，具体做饮用水理论研究、科学实验、产品开发、宣传教育、社会服务五个方面的工作。
　　但现实总是会给理想先来个下马威，万里长城，最难的是放好第一块砖。创立伊始，研究所举步维艰。
　　做科研，人才尤其重要，但大多数高精尖人才削尖脑袋挤进了国家机构和官办研究所，为了抓住人才，李复兴夫妇开出了高薪。“那时候工资比较低，原来公家科研所开100多块的工资，我们给大家开400块，完全是在拿自己的积蓄支撑研究所”。
　　即便从其他研究机构招聘了七八个员工，研究所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是主营业务之一，但承担研究所日常营运工作的赵飞虹，营养学出身，并不擅长水处理的工程技术，只得跟着工程队和水处理厂的人下厂，安装设备，自己画图，提供免费技术咨询。她笑言到最后，“我都自己干，成全能了。”
　　软硬件设施逐步完善后，又卡在了拿项目上，当时的民营研究所，社会地位未被完全认可，非常脆弱，可谓“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有企业愿意押宝。直到1994年，研究所成立两年后，才接到了第一笔单子。加上两年来不断推广水与健康、水安全等科研成果、科普知识，强化对外合作，品牌效应开始发力，研究所状况不断向好。
　　谈及这段经历，赵飞虹表示，“当时，什么项目都没拿，也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特别艰难，特别苦，但是挺快乐。”
　　这段苦中有乐的日子里，研究所摸索中调整，形成了自己的主营业务，勾画了稳中有序的发展线路图。

科研与公益并行
　　研究所逐步形成了四大研究主体：水的自然科学研究、水的社会科学研究、水科普宣传、对外合作咨询。
　　同时，研究所强化对外合作、课题申报、研究所专利技术及研究成果的市场转化、对水企的咨询和技术服务，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在社会效应、经济效益等方面达到了双赢。
　　研究所还出版了一系列科学饮水书刊，《水，是药还是毒》、《健康七成靠好水》、《中国居民饮水指南》等。其中，《中国居民饮水指南》是第一本在国内外具有大众饮水参考价值的书。研究所2001年还创办了《饮用水世界》杂志，对其会员免费赠阅。
　　李复兴教授想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水知识普及，“我有个想法，可以开展记者沙龙，让感兴趣的记者来听课、交流，发掘他们的科普传播力量。”央视前记者柴静《穹顶之下》纪录片引起的全民关于雾霾的大讨论，让他看到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和可行。

呼吁为民营研究所清障
　　赵飞虹坦言，目前研究所承接的国内外项目数量可观，多年来，自负盈亏，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也获得了水安全方面的话语权，未来会越来越好。但仍面临体制壁垒、国内申报课题受阻、资金存在缺口等实质性问题。
　　李复兴教授则呼吁，应大力发展民营研究所。他认为，基础研究，尤其是带有前沿性的、带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研究应以国家团队为主，但其他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最活跃是在民营企业，应该给民营研究所营造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条件。
　　1999年以来，李复兴夫妇的研究所几乎每年都召开饮用水高峰论坛，这个论坛成为研究所的喇叭，把关于饮用水的研究和国外研究的动向传播开来。赵飞虹向记者表示，“我们每届论坛都会推出新观点，中国的水研究能走到今天，实际上，我认为我们研究所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研究所从2002年起，为企业做水源评定，这也是研究所的主营业务。工作人员到企业采水，并将水样送至8个国家检测机构检测，审阅相关资质和材料，根据各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为企业出具综合报告。此次优水地图和饮用水指数N1，就是他们潜心研究多年，行走数万公里，探访数百水源地，搜集数万数据而得到的研究成果。
　　李复兴指出：“饮用水安全和健康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我们希望N1的发布能更多的引起社会各界对饮用水健康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饮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