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农村，房是土坯房，墙是篱笆墙。窗外的庄稼地一眼看不到边。玻璃、陶瓷、金属之类的东西，都是稀罕物。现在网上流行“打酱油的”，我估计大多数说这话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这种行为，现在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打酱油”，就是拎着一个玻璃瓶子去供销社，售货员用一个漏斗放在瓶口，用一个特殊的量具，从酱油缸里打出一勺酱油，倒进漏斗，装满瓶子，递给顾客，顾客把酱油瓶子拎回家，这叫打酱油。
      酱油瓶可能已经残破了，但是还在继续用着。同时这样用的还有醋瓶、油瓶，乃至于酒瓶。平时百姓家喝酒，就是拎着酒瓶子去供销社打散装白酒。

人对物的伦理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食堂伙食不好，很多食堂经常有白花花的馒头被学生扔进垃圾桶里，让老师傅们心疼不已。报纸上曾经开展了一场讨论。年长的人觉得学生浪费粮食，不尊重工人的劳动，年轻人觉得付了钱就是自己的，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别人管不着。在那个年代，浪费粮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
      伦理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与物之间。人应该怎么样对待物，也是一个伦理问题。成语把“物尽其用”与“人尽其才”并列，让“物”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是一个值得赞扬的行为，反之，叫做“暴殄天物”，是一个被否定的行为。我的母亲一生节俭，常说：“这东西还能用呢，咋能扔呢？”所以在那个时代，酱油瓶要一用再用，一直用到不小心打碎，才可能会去奢侈一下，买一瓶白酒，从而获得一个新的玻璃瓶子。不仅是因为贫寒，也是因为道德。
      进入1980年代之后，很多观念发生变化，对于物的伦理也在变化。最显着的特征是，扔馒头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道德问题了。现代性随着现代化渗入到人的内心，改变了我们对于物的伦理。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的特殊之处在于，赚钱本身成为一种道德。这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上帝希望看到人们勤勉工作，越是勤勉工作，就能赚越多的钱，于是钱就成了对上帝忠诚度的量化考核标准。此外，上帝又不愿意看到人们花天酒地，所以新教徒赚来的钱不能用来消费，于是便用来扩大再生产，钱生钱，量化指标更高。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成为全球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其中的宗教色彩逐渐被淡忘，被忽略，所以也超越于宗教之外。韦伯指出，工业社会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的不断增长之上的。每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都把GDP或者GNP看做是最重要的指标。这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然而，经济怎么可能不断增长呢？只要学过一点儿数学，就会知道，即使增长率很小，只要持续增长，就是一条指数曲线，会迅速达到无穷大。那就需要无穷多的原料，也必然产出无穷多的垃圾。亚当·斯密不知道地球有限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地球已经是一个常识了。人类必须生活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之上，这是对于人类一切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物理约束。荒谬的是，工业社会似乎看不到这个物理约束，依然延续着以往的经济模式，从而导致人与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和冲突。正如生态文明观念的早期提出者小约翰·柯布（John Cobb）在196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工业文明的全球化必然是社会不公正，生态不可持续。简而言之，既无社会正义，亦无环境正义。
      韦伯还指出，把赚钱当做人生目标，这是被教育的结果。1980年代发展经济，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推广“消费”的理念。
      “消费”在1980年代之前并不是大众话语，即使有，也是一个很文的词儿，如果用在口语，差不多是个贬义词，隐约有“浪费”的意思。但是，如果广大人民群众不去消费，内需就拉动不起来，经济就上不去。所以必须普及“消费”的理念，把它作为褒义词，至少也是中性词来使用。
      人们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适应了这个变化，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物的伦理。
      不久前，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对我说起一件事儿，最初美国咖啡店里使用一次性纸杯的时候，很多顾客是把纸杯拿回家去继续用的。这么好的纸杯，只用一次，实在太可惜了。由此看来，西方人也未必是天生就喜欢浪费。
      虽然晚了几十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人们逐渐适应了一次性的用品，卫生纸、筷子、塑料桌布、咖啡杯、瓶装水的瓶子、纸抹布、塑料布雨衣……也适应了迅速升级的产品，手机、计算机、照相机……前一个还能用，甚至还挺新的时候，就买入更新的产品，把前一个闲置起来，直到丢弃。能否更新，何时更新，完全是个经济问题，很少有人会因为扔掉了一个还能用的东西而感到内疚。人们也习惯了拥有过剩的物质，比如鞋子、衣服、围巾、手套，尽管大多数是闲置的，也会为了新鲜、时尚而购入新款。
      每天扔出一袋垃圾，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周而复始，很少有人意识到扔出了什么，也不大会有人问，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
      这正是现代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化所要求的。
      现代化必须激发每一个人对物质的需求，或者说，改变每一个人对于物的伦理，才能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尽最大可能，为GDP做出贡献。

城市生活中的罪恶
      我常常说，在城市里生活，活着就是罪恶。现在是北京的盛夏，即使今夏雨水多，天不算太热，很多人也习惯于生活在空调里。在街上走一身汗，一回到家，本能地进入浴室，冲个澡。打开水龙头，水就会自动流出来，不需要去河边挑水，去井边打水；同时，污水顺着下水道走得干干净净，也不要有人端到屋外，倒进什么地方。轻轻松松，不留痕迹。这是现代生活的便利。但是，很少有人关心，污水最终流到哪里去了？它能进入农田吗？不能，因为下水管道里面的水，包含各种化工用品，诸如洗发液、沐浴液、洗涤灵、洗衣粉，还有各种油污，这样的水当然不能进入农田。人们可能会知道，污水会进入到一个叫做污水处理厂的地方。但是很少有人会知道，处理厂达标排放的污水，比天然江河中的第五类水还要脏。
      中国天然江湖的水质分为五类，第五类水最脏，既不能饮用，也不能工业使用，甚至处理之后也不能。比第五类水还要脏，就意味着这些“达标的”污水最终要靠天然水体来稀释。
      关于污水进入天然江河，以往有种解释，叫做天然江河具有自净功能。原因有二，一是太阳中的紫外线会分解污水中的高分子团，使之降解；二是水中会有微生物分解污水中的高分子，使之降解。但是，事实上，两者都存在限度。先说二，现在污水中，最主要的成分都是人类化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大自然本身有的，所以大自然中没有与之对应的酶、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去分解它们，降解它们。因而微生物降解，只是对于某些天然材料有效，对于大量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是没有作用的。其次，太阳的紫外线也好，河水中的微生物也好，所能够接受的污水的量是有限的。偶而有污水进入水中，或许能够完成降解。对于现代社会的城市，则无可奈何。一来城市的污水昼夜不息地排入江河，二来，每条大河两岸都有成串的城市，这样巨大的量，任何江河都承受不了。
      洗澡这种最为简单的城市生活，是以对江河的污染为代价的。我们洗澡，只是一种简单的享受，不算奢侈。但是对于河中的鱼虾，对于两岸的花草，则是巨大的灾难。从这个角度看，洗澡，这种非常普通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罪恶。对于自然生态的罪恶，对于物的罪恶。
      洗澡只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进而言之，整个现代社会，都是建立在这种罪恶之上的。
      作为具体的个人，我们难以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罪恶，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伦理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种生活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的制度性的安排。如果没有上下水管道的设置，现在这种随时可以洗澡的方便生活就完全不可能。而上下水的设置，只能是这个社会整体的制度化设置，不是个人能够选择的。

发展工业与自然生态的冲突
      工业文明中的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会关联一个物质和能量的转换链条，从森林、矿藏、天然水体到各种形态的垃圾——固态的、液态的、气态的，以及耗散热。工业文明越是发达，生产力越高，就会以越快的速度，把森林、矿藏和天然水体转换成垃圾。这种文明方式与自然生态具有内在的冲突。在地球被视为无限的时代，这种冲突远在人类的视野之外。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卫星地图上的今天，这种冲突时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无可逃避。
      2009年是中国的垃圾年，在这一年里，由于垃圾填埋场、垃圾焚化炉选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遍及全国。垃圾问题进入报纸的头条，再也挥之不去。
      液态垃圾或许更加严重，早有数据指出，中国的大河已经有70%被严重污染，不能作为水源。
      2013年，雾霾突然降临中国北方，这一年的一月，北京只有六个可以勉强算作晴天的晴天。
      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结结实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国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作为生命三要素的阳光、空气和水，已经有两项被严重破坏，能否可持续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至于可持续发展，在我看来，未免过于奢侈。
      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垃圾危机，凡此种种，都是内在于工业文明，内在于现代化的，因而，在工业文明框架之内，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人类如果不能走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或整个人类文明将在可见的未来灭亡。
      生态文明必须是一种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形态，从意识形态到社会体系，从个人生活到整体结构，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在这其中，人类必须重新建立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重建环境伦理、生态伦理，以及物的伦理。
      在生态文明的社会里，人需要过一种符合环境伦理、符合生态伦理，也符合物的伦理的生活。
      物尽其用，让物重新获得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