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遏制把文化毁作残片的横暴，惟愿全身心记录碎片光影，30年里，万幅(照片)成阵。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为文化留下残片的尊严。

    1984年秋，北京的老胡同。
    一个背着相机的人正慢慢踱过，他抬起头，目光投向前方天空的一隅，构成一张古朴的网，网住一个四四方方的景致：城楼掩映在四合院屋檐老树的间隙中，宏伟和平凡交织在一起，坚实且苍劲，古老且沉稳。咔嚓，岁月定格在1984年。那是秋天，萧瑟落叶铺满古都街巷的秋天，也是沈继光充分“自省”的起点。
    沈继光，30年如一日记录文化残片的人，他用画笔、用镜头，苦心孤诣，不改初衷；他以一人心力，对抗漫天毁弃。大德如梁思成，平民如沈继光。

     一个“士大夫”的精神自省，一点挽住文化传承的匹夫担当。
    1973年，沈继光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进入铁路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设计工作。经历浩劫经历动荡的他，开始自我省视：作为一个人，究竟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一个人怎样启蒙自己、解放自己，如何自足自立、找到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世界？
    当他在写生过程中走进北京的老胡同时，不免惊愕：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残破，有的地基柱础下沉，多半截还风餐露宿地曝露于日晒雨淋中。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着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还有废弃的井台、磨圆棱角的大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罢了。西风残照，衰草披离，满目苍凉，动人心魄。
    这天碰上几户人家，整条胡同都快拆光了，只有他们没有搬走。“我们、我们再不能、回到这里了。”老人一边哽咽，一边诉说，还用手抠着门前大槐树躯干上的泥斑，不知道是哪个淘气的小孩弄上去的。
    沈继光忽然意识到，用相机记录下这些行将消失的文化符号，迫在眉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迈入改革开放的时候。商业化席卷着整个社会，人们开始下海，一扇国门的打开，西方的思潮涌进来。城市不断拆与建，老旧的事物一点一点消失，新生的事物迅速扩张领地。
    沈继光嗅到一丝危机：当古老的传统建筑都拆除殆尽，老祖宗的遗物还能剩下什么？
    他跟妻子说，买一个相机吧，我想为老北京做点什么。妻子从信封里拿出几张平整的大团结，又塞回去。反复几次，妻子踌躇地说：“这可是我们几个月的工资攒下的钱……”上世纪80年代，国人的钱包干瘪得和国人的身形一样，百废待兴之时，一个月55元工资，微薄可怜。妻子是一名普通工人，俩人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0元钱。妻子还是咬了咬牙，沈继光接过钱来，一点欣喜一点忧伤。
    车流如河、群楼似山的长安街上，他那间小屋低矮、孤独、静穆、庄严。
    30多年来，书房只容一人通过的狭小，屋中几乎全无陈设，除了画，就是满壁书卷。残片之光影，就从这清贫一生的文人手中而摄。虽说住的是铁路文工团的房子，长安街南礼士路边上，却是想不到的简陋之至。
    然而，真正内心充盈之人，从不靠物质自我装点。他的朋友、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身边工作多年的学者张冠生，感佩其为人，在他一路拍摄的过程中，几番扶助，嘘寒问暖。沈继光是让人不由得尊敬的人。
     对老物件的收集和记录，对平凡人家来说，是贴近的、亲切的、虔敬的、温厚的，是对人性的抚摸和低吟浅唱。而沈继光在1984年开始，留意到乡村的老物件，他四处走访，拍摄了大量的老物件照片，并出版了《老物件——复活平民的历史》。
    《物语三千》是一本关于老物件的摄影集，借着那些石质的、木质的、泥质的、竹质的工具或物件，把攥和抚摸，像是浸于山石、树林、泥土、苇沼的大自然恩泽的怀抱，留下、唤起人们的亲切感。
    从2001年隆冬到2004年的春日，沈继光和助手高萍一道，涉足燕赵、中州、三晋、巴蜀的几个村落古镇，拍摄老物件。一开始，他们给拍摄题目取为《物语三千——收复人类的生活成为人类的遗产》。而后，又改名为《物件之语——拾回昨日的碎片》，仿佛口气很大，和目标之大、怀抱之大一样。
    可是，从最初的《乡愁北京——寻回昨日的世界》，到而今的《物语三千——复活平民的历史》，请出昨日的文明碎片，恢复生命，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从一个老物件到另一个老物件，去发现、体贴、抚爱、拍摄、记录，使沈继光们在卑微、尘封、杂乱、惶恐、僻远的劳作中，拾起一朵又一朵的浪花，把遥远的时光与现代的生活和心态又联系、又比较、又区别，让人警醒。对沈继光来说，捡拾文明碎片的目标，从未变更过。
    现代的人们为什么对自然变得丧心病狂了？为什么缺失了敬仰之心？为什么忘记了老祖宗的祖训，应该传承的道德观？大概都源于传统文化的流失。沈继光和他的助手走进了乡野，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去寻找中国人的根。
    一望无垠的田野，把天与地分成两块。上面是大块的蔚蓝色，之下，麦浪和扑面而来的绿野则流入人心。开垦者们，俯下身子，劳作其间。
    沈继光和高萍，背着摄影器材，站在乡间的田野上，内心深处被眼前的壮阔之景冲击着。高萍说：“沈老师，面对先人几百年来生活劳动的广瀚丰饶，我们记录的，未免渺小零星，正如大海涌动的浮面上溅起浪花，目力所及而被我们幸运见到的只是几朵。此刻我困惑了，我们给拍摄所定的题目，是夸下海口了吗？”
    沈继光坦然地回答：“了望大海，欣赏整个天海世界的胸襟有错吗？没错，并且很难得！走吧，我们开始拍摄吧。”
    在晋南丁村，是个黄昏。沈继光和高萍拍摄了几张照片后，正欲离开。一个教员模样的男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带着不屑地语气问：“照这些不起眼的箱屉、压石和放豆腐的大盆，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呢？”
    沈继光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从拍摄包里掏出一本整理好的、有几十幅照片的集子。高萍招呼乡邻们过来：“大家看看吧。”立时，老少爷们、大妈大婶、大姑娘、小媳妇，把沈继光和高萍围个不透风。他们很认真，一幅一幅地抢着认，手指头戳成了堆，伴着叽叽喳喳，什么“褡裢”、“墨斗”、“马镫子”……几乎每翻一幅，就是一阵惊呼。尤其翻到“夜壶”那张，人群里忽然“哄”地大笑，仿佛自己的秘密被猜着似的。
    那个教员的问题，到底还是没有被语言回答。可是，有比老百姓们的反应更好的回答吗？对老物件的收集和记录，对平凡人家来说，是贴近的、亲切的、虔敬的、温厚的，是对人性的抚摸和低吟浅唱。
    几把早已干枯的麦穗，其麦秆早已 没有金黄的外表，但更存有不死的古色，好像提醒着人们：洗尽铅华后的真实才是生命的本质。
    在时光不断流失的过程中，沈继光寻到了一些生活本真的线索。当他透过镜头，对日下的残片经凝视给以一瞬间的曝光、一瞬间的记录，诗人布莱克的语句也在他耳边响起：

　　一粒沙子一个世界
　　一朵小花一座天堂
　　无穷无尽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就在那一瞬间收藏

    黑白的记录，吻合沈继光对文化残片的解读：它来自人的诚实，也来自艺术上的拙实——拒绝任何外在的修饰和仿造。
    这是一份对光的不贪，为的是守住老物件坚沉、庄严的性格。甚至，他们在拍摄过程中，减少了一档到两档的正常曝光。连色彩，他们都吝啬不用，只还老物件以黑与白。黑白的记录，吻合沈继光对文化残片的解读：它来自人的诚实，也来自艺术上的拙实朴实——它不要任何外在的修饰和仿造，它拒绝那光艳流彩、附庸风雅而没有一点风雅的“假大空”。
    万变不离其宗。很多人看出来，沈继光的摄影有油画的味道。这不假，从构图、光感、意境、节律、气象等方面，他确实潜伏了绘画艺术的手段于摄影中。翻看沈继光的油画作品，大量使用灰色调，如褐、土黄、橄榄绿、土红、群青、黑等颜色，暖色与冷色在黑白的对比中交混回响着，激荡在画面中。
    他创作的黑衣人系列，在每个或风雪荒野，或深夜独行，或土巷彷徨，或绝崖远望的油画里，都隐藏了一个身穿黑衣的人，不辨性别、不辨年纪、不辨种族。倘若不凝神静看，很难看见那隐藏在大气象大境界中的黑衣人。保罗·萨特曾说：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带有自传的性质。沈继光说，你可以把我想像成这个黑衣人。我想要表达的情感尽在我的画作里。我认定的世界、应该的世界、我盼望成为的人，理想的人，在我的笔下出现了。这才是属于自己生命的艺术。
    沈继光几平方米的书房里，挂了一副约90厘米×90厘米的油画，画作上是根根屹立的木桩大架，深扎于褐色的夯泥厚土，倔强不屈地挺直着。在风雨动荡中巍然自立、怆然又傲然。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他去帕米尔高原寻找内心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自然伟岸形象的源头，并为之深深震撼，而后创作了这幅作品。在这幅作品底下，是几把早已干枯的麦穗，其麦秆早已没有金黄的外表，但更存有不死的古色，好像提醒着人们：洗尽铅华后的真实才是生命的本质。
    问，麦穗摆放在书房，是一种无声的座右铭吗？
    沈继光只是笑，那深邃而又温暖的眼神背后，是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答案。
    答案很多。可以猜，农人和土地？行走的边疆？自然与历史？人文和眷情？太多太多，一把麦穗，到底诉说着什么？留给读者遐想吧。
    不离开献身的艺术，不失掉独立的人格。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沈继光“无愧一心”地在艺术的海洋中劳作，快乐和幸福。
    这是一个关于书信十年的故事。
    沈继光的一个友人，得了癌症，尤如坠入绝谷，生死难卜。为了鼓励她，沈继光写了第一封信，“自自然然、坦坦荡荡、不足惧。”是他对生命的解读。几封书信，淡然了病魔的折磨，鼓励了友人，沈继光自己，也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宽慰。
    时间长了，毕竟友人也有家人陪伴，几封书信，聊以慰藉就可以了，沈继光便不想写了。没想到友人和她家人希望他能继续，“写吧，鼓励她，我们也爱看，对所有人都是一次精神的慰藉”。
    没想到书信也有这样的力量，那就继续写吧。写什么，似乎是一个难题，但又不是。写真实的困境、难题，就是每一封信的主题。有时候谈人生如何突破困境，有时候谈大自然的复原能力，有时候谈艺术作品背后的人，有时候谈读书的方法和途径……为了写这些信，沈继光每每看了书，就会把读书的体会加入进去。他后来总结说：“与其说是我帮助了别人，不如说是别人帮助了我。在书信对话时，我学习了很多，体贴了很多，接近着获取着悲悯的情怀。”
    他看了《死亡哲学》、《人应该怎么死》这些谈及死亡的书籍，对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人应该怎么死》这本书，谈到了每个人都想庄严又平静美好地死去，比如在浴缸里，被玫瑰花簇拥着，手边是一杯待饮的葡萄酒。可是，有多少人可以心随所愿地离去呢？大多数都是在嘈杂的病房，耳边是亲人的哭号，手边是冰冷的药品，这种场面，真正到了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很难控制的。
    “既然没办法控制离去的那一刻，那就在活着的每一天庄严地活着。”沈继光目光如炬地说。“吾为一件大事而来。将生命庄重的交付给心血凝成的一幅幅画，一幅幅摄影，一段段文字，一本本书，生命就有安息之所了。因此，当我离去的时候，不管场面多么失控、多么糟糕和尴尬，我就是庄严地离去。因为我活着的时候，庄严。活得庄严才是死得庄严。”
    多年前，有人推荐他去为一位部级领导做秘书。面对清贫窘迫中妻子期待的眼神以及嗷嗷待哺的儿子，他终究还是回绝了。他宁可辛苦地担起家庭的担子，也不离开热爱的艺术，不失掉人格的独立，直面权势和利益的引诱。
    “不死”，是沈继光自己写在《乡愁北京》中的一段：

    奔走中，我望见了荒庙空地边正在往麻袋里塞破烂的乡人，过街桥上半跛半瘫的乞丐。斑驳的墙上，留着小孩子用滑石笔或粉笔涂画着的各种猜不透的记号……时不时竟还有豪华轿车从我身边猛然而过，溅起水洼的水，扬起土砾的尘……在直面人生中不沉沦于骄横、诡计和谎言，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做今天的事情。不死的文学，不死的艺术。收拾残片，为酝酿出的一些历久而常新的观念和情感而喜悦，这不是因为别的，它，将影响我们未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