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保护的刊物里谈“信任文化”，确实是费力不讨巧的话题。但由于信任危机、信任撕裂已成为目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未能幸免，所以它是我们不能不触及的，此其一。环境保护更多的是公共事务，需要全民心往一处想，全社会拧成一股绳，尤其目前环境改善形势紧迫，更需要上上下下，运用法律、制度的强制治理加以约束，信任更是决不能绕开的话题，此其二。
    对于公共秩序建构，多数社会学者认同法律务实，信任务虚。因为法律纠偏于既往，信任着眼将来。法律虽强硬，但对法制意识淡薄的人难以发挥作用，一旦他们铤而走险，造成的危害是既成事实。不然我们如何解释在高压的环保法律下，仍然不乏环境违法行为，以至于我国的环境质量随发展每况愈下呢？在环境执法中常听到违法成本低的说法，这既有违法者缺乏社会良知的原因，也有当地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量难以“挥泪斩马谡”，对环境违法不较真的因素。可见污染问题久拖不决，足以证实法律也有破绽，也有盲区。因此，社会学者强调信任机制和法律两条腿走路是完整的社会秩序结构，借助信任机制的长处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
    信任不同于信用，无法形成契约、制度；信任也不同于信誉，很难用道德、法律去约束。信任是社会不可或缺、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它可以节约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法律效率，因为维持这种秩序的力量不是权力、制度和财富，而是发自民众内在良心的自觉。
    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旧的信任机制已不适合社会环境的需要，新的信任机制还没有形成，信任缺位，社会信任坍塌问题严重，建立新的信任文化已迫在眉睫。
    今天可以借助法治社会建立的契机，逐步修葺社会信任文化的大厦，这就要求法律必需明确和有实效，执法者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切实发挥强制、威慑以及诱导的作用。遵守规范的行为将得到保护甚至奖赏，而违反规范的行为决不可让它逃脱制裁，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中落实守法精神。其次，法律的实施必须公正不偏、具有合理性、符合人民的公意，在一定社会中经得起来自不同方面的正当化检验。使法律规范的约束力内在化为自觉的行动，让广大民众信任法律，自觉遵守法律。第三，要求法律运行中知识技术水准具有专业威信， 以及行业内部的自律能力可以体现对法律的信任程度。第四，法治秩序的担纲者本身必须对有关制度设计抱有坚定的信念，能够在守法方面以身作则，使当事人以及一般公民对严格执行规则产生信心，从而在法律体系里形成信任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尤其是要杜绝政府的短期行为，为了追求一时的便捷发展而践踏程序和规则，拒绝法治原则对官僚行为的约束，“法自上而犯之”、法遇发展而避之，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对整个法律秩序的广泛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