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保类社会企业方兴未艾。仅以近日出炉的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奖”入选名单为例，就有包括成都市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领鑫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维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入围。这些企业都带有环保绿色元素，在业内也多少有些知名度。此外，如今也有一些环保类组织在尝试转型成为社会企业，特别是一些为生计发愁的环保类民非机构。比如，各地的一些回收旧衣物的组织，就纷纷转型成为了社会企业。

环保机构转型社会企业的原因
    为什么环保类社会企业那么吸引人呢？笔者以为，原因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驾驭市场服务于公共利益。社会企业打通了慈善与市场的通路，使其可以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吸引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进入慈善领域。也就是说，原来环保类组织只能通过向社会筹资来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这种方式费力不讨好，且所得极为有限。而现在，转型为社会企业后，它们就能名正言顺地收费，并将赚到的市场资金用于公益项目。这是环保类组织偏爱社会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以较小的成本，推动社会领域的持续创新。环保领域是一个需要反复试错的领域，而反复试错又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过去，这些试错的成本全靠公益组织或政府投入，但公益领域缺乏资金、无力创新， 而政府层面又相对低效，存在浪费的状况。所以，环保领域的创新十分艰难。而现在，有了社会企业这种新形式，它可以以较小的私人资本推动社会创新多样化的尝试。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舍弃各种无法成功的策略，遴选出能够走通的道路。
    同时，由于社会企业具备经济属性，在这一过程中，它所需付出的成本通常要比政府或公益组织低。此外，又由于社会企业具有市场冲动，这也能保证它在面临困难时，能积极主动地学习市场经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直接放弃了事，这一点也是政府或公益组织所无法比拟的。所以，相比传统公益组织或政府，环保类社会企业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第三，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面对环境问题， 传统慈善组织通常会采用一种延缓社会问题爆发的行动逻辑。比如，它偏爱提供救济金救助受到环境问题影响的居民，却不直接面对环境问题本身。
    与传统慈善组织不同的是，环保类社会企业摒弃了这种逻辑，转而采用推动社会问题可持续改善的现代慈善逻辑。这也就是说，它吸收了近代慈善中经典的“科学慈善”理念，并将之与慈善市场化特有的可持续优势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对社会问题持续改进的独特策略。 环保类社会企业存在的问题
    正因为环保类社会企业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所以，人们才纷纷投向社会企业的怀抱，尝试以市场工具解决环境问题。但这并不是说环保类社会企业就不存在问题，相反，我们认为，环保类社会企业还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外部性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要点在于，当社会企业产出社会效益的时候，应该如何收费并与社会共享效益是不明确的。结果，就导致很多社会企业做了大量贡献，却得不到经济回馈，最终资金池耗尽，惨淡收场。
    研究发现，导致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有效计量手段缺失。目前，我们缺乏有效的计量手段，无法评估环保类社会企业创造的公共利益的经济价值，也就无法给予合理的补偿。这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合理的将环保类社会企业所产出的社会价值量化的工具，故而没有办法合理地计算出环保类社会企业除经济效益以外，创造了多大的社会价值。这导致环保类社会企业在创造出社会价值后，经常会因为生存困难而倒闭。
    这一问题涉及环保类社会企业业绩计量的问题。目前，围绕环保类社会企业业绩计量，学界主要采用环保类社会企业综合业绩计量的方式，即将环保类社会企业的社会企业价值与社会影响融合在一个评价体系之中进行测算。其中，最为着名的当属“三重底线” 定性测算模型，即从财务业绩、社会产出和环境产出三方面计量环保类社会企业综合业绩。
    不过，也有采用分别测量的方式，即将环保类社会企业的价值分为三类：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经济价值。
    其中，经济价值是环保类社会企业销售产品、供劳务产生的价值，为各年经营收入抵减经营成本后的差额折成的现值。     社会价值（即社会影响）是环保类社会企业活动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对经济、政府部门和社会文化等所产生的影响，学界对其采用的是定性的测量方式。不过，鉴于定性测量准确性偏低，目前，学界也正在积极探索将社会价值量化的测量方法。比如，自然资本作为一种将自然资源量化的手段，正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也就是说，环保类社会企业在为自然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之后，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回报。
    当然，在排除了自然资本等已经量化的公共利益之后，我们还有很多领域有待深度研究，比如，我们该如何评估救助一只被石油污染的猫头鹰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我们该如何评价清扫被垃圾堆满的街巷有多少社会价值？这些问题都是尚未解决的。
    社会经济价值是环保类企业创造的以经济为基础的、能够用货币计量的对社会的贡献价值，通常为社会资源的净节约额，包括社会企业雇员作为纳税人向国家上缴的税收、社会企业雇员摆脱失业而节约的救济金和福利等社会公共支出、雇员的工资和福利收入等。对于这两种价值主要采用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 模型加以计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价值计量模型有REDF (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 模型和NEF (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模型两类。
    第二，价值产出主体存疑。有的时候，人们很难判断某一环境事业的社会价值是否确由环保类社会企业所产出。比如，我们无法判断本地空气状况的改善，是因为环保游戏公司推出的环保游戏推动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还是因为当地政府大力减排， 或者是因为当地近期内冷空气大量南下实现的。正是因为存在这一状况，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要向环保类社会企业付费。于是，环保类社会企业也就不能因为它在推动环境改善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收到费用，而只能依赖市场收入维持运营。
    第三，付费主体存疑。在很多情况下，环保类社会企业的付费对象是不确定的，或者是非直接的。比如，在改造被污染河流的案例中，环保类社会企业是否能够找到每一个因此受益的居民去索要酬金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没有一个居民会主动去缴纳这笔费用，环保类社会企业也没有权利向居民征收这笔费用。否则，这家环保类社会企业就变成有权征税的政府了。
    受此影响，很多时候，环保类社会企业只能向政府领取补贴或者向非受益者劝募捐款，以维持机构的运营。而这又会破坏了经济市场等价有偿的原则，造成“搭便车效应”，目前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环保类社会企业是环境公益领域的一项创新，是值得环保类组织大胆尝试的。但是，环保类社会企业依旧面临很多困难。特别是在缺乏有效业绩计量手段，又不能清楚界定价值产出与付费主体的情况下，如何推动环保类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一个业界难题。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像提出自然资本一样提出一套系统的、完善的解决方案。到那时，环保类社会企业或将迎来爆发式发展。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