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博士”是毛达在其个人公众号“东西故事”中对自己的调侃，更是他近十年来工作生活的重心。
    2004 年，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毛达进入公益组织“地球村”工作，当时恰巧垃圾项目缺人，没想到，从此便和这个不太美好的事物绑在了一起。
    2006 年，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所引发的邻避运动闹得沸沸扬扬，很多居民前去地球村寻求帮助。这一次，毛达被国内外对垃圾议题的认识差距所触动，他觉得需要有人来告诉公众垃圾焚烧的另一面，告诉公众关于垃圾多一点的信息。
    2007 年，毛达进入北师大攻读环境史博士学位，协助导师完成了《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调研报告》。调研期间， 他走访了北京城大量的垃圾处理厂、转运站、分类试点小区以及政府部门，在对北京市垃圾回收管理状况有了全盘了解的同时，也更深地陷入了关于垃圾的研究中。
    此后，他又先后以顾问身份在自然大学、自然之友的相关项目工作，2011 年， 结合多年的NGO 工作经验，毛达和同伴合作创立了“中国零废弃联盟”（下称“零盟”），自此也开始以NGO 领导者的身份参与环境治理。 有态度的独立机构
    “零废弃”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战略，它要求我们为产生更少的垃圾而努力，不断减少垃圾的焚烧和掩埋， 最终达到或接近零排放的目标；同时， 垃圾在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中，其温室气体和有害物质排放都应降到最低，继而使环境和人体健康受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零盟章程中关于“零废弃”理念的描述，表达着毛达和他的伙伴们对于垃圾最美好的愿景。“刚性的理念，弹性的解释”， 毛达表示，这些看似遥远的目标，可以在实践中慢慢缩短与它的距离。
    目前，零盟已吸纳58 个成员加入， 分布于全国25 座城市；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北京自然之友、上海任渡海洋、上海爱芬环保、宜居广州、成都根与芽、郑州绿中原、芜湖生态中心等7 大枢纽中心。
    在零盟的官方网站上，特别开辟了“零盟有态度”专栏，其中整理了零盟对于垃圾领域的相关政策倡导、公开信和热门事件的评述。“观点要靠事实做支撑”，毛达和零盟的伙伴们希望能以独立机构的形式表明态度，也让政府、公众、社会了解关于垃圾目前做了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
    每一年年终，零盟都会举办全国性的“零废弃论坛”，邀请各界专家和代表共同探讨年度重要及热点的环境议题， 会议及成果向社会全面公开；同时，零盟组织专家编制了《北上广榕四地强制垃圾分类政策建议（2016）》《十三五全国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民间建议版）》， 并计划出版《环境绿皮书——垃圾主题版（2017）》，同时，联合自然之友以两会提案的形式，开展政策倡导方面的实践；而在社会行动方面，2016 年，零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垃圾分类技能培训，并借助众筹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50 场宣讲会，2017 年，零盟还开始尝试以线上直播的形式组织宣讲会。
    目前在零盟任职项目官员的谢新源2009 年就曾在地球村与毛达有过交集， 后来在自然之友与自然大学中也多有接触，“视野广”是他们交往合作近十年来谢新源对毛达最深的印象。在项目讨论时，毛达常常能发现新角度，提出新见解，正因如此，他也拥有了出众的筹资能力。
    在零盟顺利运转后，毛达选择以顾问的身份在项目方案、机构管理及筹资等方面为机构提供帮助，但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交流中，他依然是口不离零盟，很大一部分的心血依然放在这里。

在行动中调整方向
    有人好奇，十多年来整日和花花绿绿又臭烘烘的垃圾打交道，是否也会厌倦？ “垃圾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毛达平静地解释，自己并不像清洁工人那样接触过多的实物，所以并不会很厌烦，但有时也会通过接触其他议题来做平衡和调整。
    2012 年，毛达出资参与了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创办，定位于民间智库的磐石坚持以独立视角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当下，能源与气候变化紧密相联， 而毛达的“私心”在于“垃圾也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单元”。现在，他虽已渐渐从磐石日常的机构事务中淡出，但多数时间依然会在离家不远的磐石办公室里梳理自己关于垃圾问题的思考。
    近来，毛达也开始关注化学品管理方面的议题。化学品在垃圾处理环节极其重要，人人闻之色变的“二恶英”便在此之列。他希望能有更多伙伴一起来关注我国在国际化学品公约中的参与情况，以促进国内的相关改革。
    今年4 月24 日， 毛达受邀前去瑞士日内瓦参加为期12 天的“国际化学品和废弃物管理领域缔约方大会”（BRS COPs)。延续着此前在NGO 工作的习惯， 他将自己在行程中的所见所感全都整理成文字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中。内容自然离不开“垃圾”和“零废弃”，即便是描写坐飞机、住酒店，也要调研一下空乘和酒店一次性用品的投放和使用情况。
    凭着自己在英语方面的优势，近年来，毛达将参与环境领域的国际大会视为工作的重点之一，从主动报名观察员开始，随着圈子的扩大，他和零盟的认可度也在日渐扩大。国际会议通常都保持着宽松、平等而活跃的氛围，参与其中， 不仅可以了解并参与国际议题的探讨和实施，同时，毛达也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具体而微的环境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更大范围的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合作。
    十多年来，毛达始终以垃圾为轴线， 在行动的过程中逐渐调整方向，明晰定位。
    现在，他对欧洲各国垃圾分类制度如数家珍，他随口就能分析出日本大力推广垃圾焚烧的客观条件，他闲聊时都可能会告诉你孟加拉国已在法律上禁止了一次性塑料袋的生产和使用，并隐忧我国同类垃圾的处理负担。
    多年的一线行动和文献研究，已让毛达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专家。虽然没有科研院所研究者身份的加持，但在关于垃圾议题的探讨与采访中，鲜有他的缺席。
    毛达坦言，性格使然，也许换一个方向他极有可能还是会一做十年甚至更久，虽说接触垃圾议题纯属偶然，但越是深入越觉得这个领域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十年来碰到了最好时机
    十多年前，当毛达初涉环保圈时， 垃圾领域还是一片蛮荒。毛达和他的伙伴们努力的方向也多局限于对潜在危险项目的控制和抗争，社会反响很有限。
    我国曾在2000 年就确立了北京、上海等地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但直到17 年后的今天，垃圾分类效果仍不尽人意。
    2017 年3 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下称《方案》）， 要求在全国46 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现在，从上到下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毛达难掩兴奋地表示，碰到一个好的时机，过去十年和伙伴们所做的积累终于可以很好地输出。
    当然，政策需要落在实处，实施效果如何，还需持续关注。
    《方案》刚一出台，零盟便随之调整了机构工作目标：未来三年内，促使《方案》有效和可测。“有效”便是要明确《方案》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否能达到，而“可测”则是监督其有没有具体的评估方法。比如，有害垃圾的分类效果如何，是否能推动至少一个城市进行厨余垃圾回收， 还有回收利用率达到35% 这一目标的分子、分母具体指代什么。
    毛达认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已经证实，只要决心够强、方法到位， 影响个人生活习惯的政策也能顺畅地推行。
    4 月18 日，他联合多家环保公益机构共同发起了“北京垃圾分类市民论坛”， 邀请学者、官员和NGO 代表共同探讨《方案》在北京市的落实。
    当天，毛达背着双肩包出现在会场， 运动鞋、休闲服、一副金属框眼镜、一头利落的短发， 除了零星的白发，40 岁的毛达依然像个学生。会场上，他的发言保持着一贯的平缓、冷静，在和垃圾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之后，虽然深知其中利害，但他仍不擅长向身边人宣教。他会自备购物袋去超市，会自己厨余堆肥，会把可回收的垃圾整理好放在楼下方便需要的人捡拾，他已习惯带着洗漱用品出差，随手从包里掏出的绿色保温瓶浑身斑驳，已陪着他风尘仆仆地走过太多的垃圾站，去过数不清的会议论坛。
    先做好自己，再影响他人，毛达希望， 自己能始终保持当下这种独立研究者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