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生态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历来走在前列，并形成了具有地区和跨国影响力的思想理论流派和社会运动。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分别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社会生态学、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等欧美“红”“绿”环境政治理论流派自21 世纪以来取得的重要进展及其面临的问题。
    在第一部分，黄瑞祺、黄之栋在《绿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生态轨迹》一文中，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三维一体的综合视角入手，试图提供对如下经典性问题的新解答：马克思恩格斯究竟如何看待自然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我们又应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理解应对当代环境问题？英国学者泰德·本顿在《福斯特“生态唯物主义”论评》中充分肯定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以“生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的理论贡献的同时，明确批评了其着述中存在的“宗派主义”：人为地划定与那些本来可以成为政治同盟的思想家和活动分子之间的僵化界限或对立地位，并强调指出，马克思的遗产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但所有分享这一遗产的同仁理应更加敏感于绿色分子以及并不认同资本主义与生活破坏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其他人的思想与实践。郇庆治则在《环境政治学视域下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 为例》一文中，提出奥康纳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大的特色，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重构来阐发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导现实的生态学批判， 并力图促动一种旨在实现当今劳工、新社会和环境运动政治联合的生态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印度学者萨拉·萨卡和德国学者布鲁诺·科恩在其合着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评》中，深刻阐明了“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生死攸关的选择，认为尽管很多生态经济学家、“浅绿”政治学者对资本主义解决生态问题依然心存幻想，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与世界秩序条件下，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美国学者维克多·沃利斯在《超越“绿色资本主义”》一文中，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具体分析了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政治议程的兴起与扩展，强调尽管不同版本的绿色议程在某些要点上的确存在日渐趋同的趋势，但是，要真正实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种绿色议程与旨在超越这些浅绿色议程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完全合并是不可能的。
    在第二部分，加拿大学者杰弗·沙茨在《绿色工联主义：另一种社会生态学》中阐述了近年来出现的激进工会运动与生态学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合流的趋势，并将其称为“工联主义的生态学” 或“绿色工联主义”，认为工联主义话语的绿化也许是无政府主义与生态学关系方面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 绿色工联主义足以告知或提醒当代生态活动分子和工人，工人阶级除了妥协的历史，还有激进的运动史。在一个重构的扩展谱系中，工人斗争的历史理应成为生态学历史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詹内特·比尔在文章《布克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决裂》中则系统地回顾与评述了默里·布克金一生所经历的两次思想转变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 晚年再与无政府主义决裂，认为导致布克金与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直接民主的倡导拥戴，而主流无政府主义却坚决反对任何统治形式包括直接民主和结果。挪威学者埃里克·艾格拉德结合挪威激进绿色政治的实践， 在《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生态公社主义”》一文中阐明我们必须超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有传统形式以创造一个真正全新的理论，以便能够从理论上鼓舞一个致力于充分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等思想的活跃的政治运动，并认为布克金的“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 及其北欧变体“生态公社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努力。希腊学者塔基斯· 福托鲍洛斯在《包容性民主理论的新进展》中， 从三个层面分别阐述了“包容性民主理论”在过去十多年中的最新进展：一是与包容性民主相关的理论问题；二是由包容性民主计划所引发的全球化理论， 以及它与左翼的非系统的全球化阐释方法的不同；三是包容性民主计划与旧的反体系运动（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 和新社会运动（绿党、女性主义运动等） 以及其他激进的政治方案（自治、地方公社主义、参与型经济、去增长以及生态村运动等）之间的区别。郇庆治则在《西方女性主义论评》中系统评述了以艾瑞尔· 萨勒的“躯体唯物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提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的政治内涵，而且清晰展示了人类现代化社会绿色变革中的性别化视角与向度。
    在第三部分，澳大利亚学者布莱恩·多尔蒂和蒂莫西·多伊尔在《跨越边界：跨国政治、社会运动与现代环境主义》中系统探讨了跨国环境政治动员所涉及的三方面问题：一是边界的特性以及跨国集体行动的增加和跨国机构力量的增强如何对其产生了影响；二是环境运动与环境主义的社会运动形式之间的差异；三是环境主义的具体实例，强调现实中至少存在着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后物质主义运动、欧洲的后工业主义运动以及南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运动。澳大利亚学者詹姆斯·古德曼在《全球正义到气候正义：一种新的全球相互依赖》中详尽分析了“正义全球化理论”框架（作为市场全球主义的对立面）的形成与发展，并强调作为正义全球主义的一个侧面与重要拓展，气候正义不仅对全球变暖导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做出了回应，而且在双重意义上提出了危机带来变革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学者艾瑞尔·萨勒在《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生态适量到全球正义》中，全面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维持生计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立场，提出在创建一种替代性和真正全球性的政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过程中，正是那些边缘性群体比如家庭劳动者、农民和土着居民能够提供符合人类21 世纪需要的社会正义与可持续性替代模式。德国学者英格福尔·布吕道恩在《激进行动主题公园中的自我体验》一文中，提出对社会运动研究中过分依赖以行为体为中心方法的批评， 可以导向一种以体制为中心的后现代社会的概念化构建，并试图构建一种更为全面理解后现代社会运动与政治表达的理论框架。郇庆治在《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中，从国内、国际、地方和全球四个层面出发，系统评述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运动的政治动员及其相关研究，认为新一波社会抗议活动及其相对较高的动员水平并不支持西方新社会运动已经走向衰落的简单化判断，但对于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现状的肯定性解读及其隐含着的“民主乐观主义”所催生的基于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批评同样值得关注。
     本书通过对三个主要关联的部分： 生态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绿色左翼政治社会理论、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介绍和阐述，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政治学相关理论之间的对话，还可以为处在重要转折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环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