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早年追随法兰克福学派，是马尔库塞的得意门生，其后转而关注现实问题，主要从事与环境和生态有关的哲学、社会学问题研究，并把哲学研究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先后撰写了《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受技术的支配》和《危险和责任》等着作，其中，出版于1972年的《自然的控制》和出版于1978年的《满足的极限》被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莱斯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代表人物，其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以生态危机理论为重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在莱斯写作《自然的控制》的时候，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问题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第一种是把生态问题看作是一个经济代价问题，第二种是把生态问题的根源归为科学技术本身。莱斯认为第一种观点把环境问题看作是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科学技术和市场所驾驭的问题，因而不会打断资本主义正常的商业和政治行为。这种思路不仅没有触及生态问题的根源，而且还会继续掩盖其根源。针对第二种观点莱斯明确提出， 科学技术仅仅是控制自然的有力工具， 而真正造成生态危机的是使用这一工具的人的观念，即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自然的控制》一书的理论建树就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双重统治即“对人的统治以对自然的统治为条件”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的基础上， 深刻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揭示出了生态危机的最深层原因——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莱斯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分离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它把全部的自然看做是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并且，通过社会冲突因素的连接，将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密切结合，阻碍对人际关系中新发展的控制形式的觉察。这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处于纯粹对象的地位。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不仅使人们把对自然的控制视为理所当然，且又导致人们无法意识到人际关系中控制的存在，以一种普遍的形式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关系遮蔽。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 资本主义社会自觉地与传统决裂，千方百计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把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莱斯把控制自然的观念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宗教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的炼金术，并着力分析了弗兰西斯·培根对于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论述。弗兰西斯·培根清楚地阐发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确立了这一观念在现代人心中的地位，但是其控制自然的观念深受宗教影响。莱斯在本书的第二篇中通过对马克斯·舍勒的“控制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讨论，进一步阐释了控制自然与科学技术、社会进步之间关系。
莱斯首先批评了舍勒“为了控制的知识”的思想。在莱斯看来，舍勒是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理解的类型排除了其应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分析，从而将科学对世界的控制视为一种实用的事业。莱斯认为，舍勒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科技对于控制自然的作用，而没注意到科学技术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中发挥作用的。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和“两个自然”的观点，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主观—相对”的世界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客观—科学”世界，与此对应的自然也分为直观的自然和科学的自然。莱斯指出，人类发展进程中所控制的是直观的自然，在直观的自然生活中避免不了社会冲突。而科学的自然控制是揭去包裹在自然现象上的“面纱”，其主要作用在于揭示自然的内部规律。莱斯指出：“通过科学合理性以及它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所实行的控制，只有联系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才能确定。”可见，“两个自然”的控制是相互作用的。
    霍克海默的技术批判理论指出，在启蒙运动中，技术理性由启蒙的工具变成了遮蔽的工具，作为一种人类为控制而斗争的工具，技术理性的异化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莱斯认为霍克海默是把控制自然、控制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勾连在了一起，新技术的发明使得对人性的控制进一步加剧，控制人的加剧会引发社会冲突的加剧，社会冲突的加剧以及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导致重新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对人的政治控制。人们为了控制自然 纷纷投入到纷乱的斗争中，人类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发明技术工具的奴仆。
    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是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世界影响最持久的一种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观念下，资本主义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侵占，自然只是被作为利益客体，处于纯粹对象的地位。在此过程中，生产机构无限制扩张，生产出远超人们需求的商品，这些“过剩”的商品被资本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制人们消费掉，从而使人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控制之中。因而，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人们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日益加强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影响。
    莱斯认为，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最终会遭到自然的反抗，即来自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反抗，前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人的内在欲望的非理性的爆发。可见，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是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在莱斯看来，要使工业文明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一种能够培养和保证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来提高生活的社会制度。这就需要一种新的需要观，发展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实行稳态的社会经济——这种经济要求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莱斯进而提出构建“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观点，在这个“易于生存的社会”中，莱斯期望       通过实行“稳态经济”，发挥道德伦理的作用控制人们的消费，让大家渐渐适应这种低消耗的社会模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