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是指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域或海域。在国家公园这一空间区域内，如何统筹“最严格的保护”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最严格”，是否就是严格按照现有法规进行“严防死守”？这里面的“保护”究竟指的是什么？“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的自然保护地区域（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是否就基本等同于禁区？只有科学理解“最严格的保护”，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以构建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役权制度和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为核心）， 才能够在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基础上，将生态产品的价值可持续地变现，形成绿色发展的模式，将保护好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转化”）。

科学理解“最严格的保护”才能正确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7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上（主题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同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2019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中包括了以下两项：“坚持严格保护，世代传承” （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应该保护的地方都保护起来，做到应保尽保）和“坚持生态为民，科学利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自然保护和资源利用新模式）。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层面出台的国家公园相关文件中可以看出，生态文明时代需要“最严格的保护”，而“最严格的保护”应该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

生态文明时代需要“最严格的保护”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国家公园的地位经历了“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代表”（《总体方案》）向“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转变，国家公园的保护要求从“实行更严格保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变为了“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总体方案》），这些转变体现了中央“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表明未来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都要向国家公园体制看齐，都需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从“更严格”的提法变到“最严格”，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转变的原因有很多，“祁连山事件”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大量的违规审批、未批先建、手续不全的采矿探矿和水电开发活动，使祁连山区域局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下游河段出现减水甚至断流现象，水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示要求抓紧整改、中央有关部门督促的情况下，甘肃省相关部门仍然没有重视，未下大力度整改，导致中央督察组直接介入专项督查，最终包括3 名省级、8名厅级和数十名处级干部在内的诸多官员被问责。自此之后，“最严格的保护”深入人心（尤其是政府部门相关的管理人员），环境保护方面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真正落地。
    尽管如此，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惯性强大，迄今仍有不少地方未形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合力。例如，2018年9月， 就侵占破坏自然保护区问题，生态环境部约谈8省地方领导和3省林业厅领导，要求严格自然保护区管理，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和“绿盾2017”整改落实， 禁止以损害自然保护区为代价谋求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据统计，2018年全国各地调查处理涉及自然保护区的问题线索多达14000多个，追责包括6名厅级干部和1 5 0 名处级干部在内的9 0 0 人。在如此的高压态势下，自然保护区破坏问题仍屡禁不止，这一方面说明，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后，我们必须通过“最严格的保护”才能保住绿水青山，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操作的“最严格的保护”标准和做法似有不合理之处，许多地方可能难以实施若干法规字面上的“最严格的保护”，即便实现这样的“最严格的保护”也有可能导致保护效果反而不理想。从学术角度，辨析“保护”和“最严格的保护”已成当务之急。

“最严格的保护”是最严格地按照科学来保护
    “最严格的保护”提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管理要求，这是否意味着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就不能发展、一草一木皆不能动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保护”的含义。从自然保护地起源地（美、英、法等欧美国家）的保护历史看，“ 保护” 一词， 对应的英文单词有protection和conservation，相对应的拥护者被称为protectionist和conservationist：前者强调的是“no use”，即严防死守、禁止一切利用的保护；后者则强调“legitimate use”“wise use”，即寓保于用，秉承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合理合法地进行资源利用， 然后再反哺于保护。自然保护地建立早期（1872— 1970年左右），protectionist居主导地位，当时认为保护与发展不可兼顾（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完全对立。随   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然认知水平的提高， 人们发现保护与发展是可以相伴而生的（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seen as two faces of the same coin），conservationist开始逐渐增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并一直持续至今。
    自然保护地主流的保护理念从p r o t e c t i o n 向conservation的转变，可以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府间环保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的发展史管窥。1 9 4 8年，IUCN成立时，名称为IU P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IUPN的自然生态学专家（多数是生物学专家）逐渐开始用系统的方法来考虑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孤立的、“防卫式”的对单一物种或区域的protection在现实中既不科学也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积极向上的、考虑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conservation。该组织的发展目标也从单一的、严格的自然保护，转变为要兼顾自然保护和人类福祉。由此，在1956年，IUPN改名为IUCN。1980年，为了促使政府部门、自然保护专家（conservationist）、原住民、社会发展实践者（如工商业、交易协会等）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形成保护合力，探寻更为聚焦生物资源（living resources）管理的方法， IUCN发布《世界保护战略》（the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简称WCS）。其3条准则是： ①维护支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撑系统（如营养物质循环、水质净化等）；②保护遗传多样性（自然界生物所蕴藏的基因物质）， 这是关键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撑系统得以可持续的重要基础，例如遗传多样性保护可以为动植物的分类进化提供有益资料，为制定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方针和措施、动植物育种等奠定基础；③确保对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尤其是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森林和牧场），这些物种和生态系统对广大乡村社区和多数工业活动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从IUCN的发展历程和WCS可以看出，自然保护一方面需要集合各方力量，通过形成利益共同体，来形成保护的合力；另一方面，需要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规律的认识，采取科学的、动态的、适应性的保护措施，而非简单地严防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