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一件事至今令笔者记忆深刻。大二时，同专业上一届的师哥师姐们一度集体拥进学院书记办公室， 吵着要求学院对本专业极为黯淡的就业前途负责。就业不好没什么奇怪的，这样的专业在全国大学里比比皆是。关键在于，很多人是通过这次风波才知道，自己就读的这个所谓学院新建优势专业，其专业课目录竟是院里一位普通年轻教师看了点国外大学资料，用一个晚上便编出来上会通过了。如此不负责任，就不由得同学们不愤怒了。后来学到毕业，经历了并不顺利的就业过程，笔者也并没有想明白，“ 211”“ 985”的大学生虽然绝对数量很大，但占比 毕竟很小，为什么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就这么难。
    后来才慢慢了解到，原来当时国内大学都在以“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为目标，积极学习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学习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见贤思齐没有错，但这种学习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欧美国家正在经历制造业外迁和金融、法律服务等第三产业崛起的过程，所以他们的大学主要培养的就是办公室白领。而同时期的中国，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制造业升级，最需要的是大量高素质的工人。于是国内大学大规模学习欧美的结果就是，工厂老板都在抱怨高薪也招不到满意的工人，而大量走出校园准备当白领的大学生发现自己无处可去，于是学金融的去卖保险，学法律的去当中介，主动降薪甚至零起薪求职。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获得了不错的发展，但被浪费的四年终究不会回来。
如果说人的青春被教条主义浪费十分可惜，那么行业发展被如此耽误简直就是灾难。从2018年至今，国内环保行业始终处在包含债务问题严重、融资渠道萎缩、资金成本急升、信用风险剧增等在内的投融资困境之中。盛运环保、神雾环保、   凯迪生态等债务违约和东方园林发债失利等负面事件导致资本市场信心波动，对环保企业的融资投放更加紧缩。这个困境源于2017年末开始的金融“去杠杆”“资管新规”和PPP清库等工作的实施，环保产业中此前由于早期大幅扩张形成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升高。
    问题在于，为什么环保行业之前会大幅扩张呢？在笔者看来，都可以归结为对先进者的盲目学习。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地位不断提升，必然给环保行业带来巨大信心，鼓励环保行业努力学习世界先进经验。但环保行业主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一是根据国外经验预估国内污染治理市场，比较典型的方法如套用国外环保行业产值的GDP占比、查找国外污染治理资金需求和投入再乘以汇率等。二是非常相信国外污染治理技术， 买到一个先进技术就立即拿到国内资本市场上讲故事拉投资。
    前者的荒谬在于教条。以污染场地治理为例，美国超级基金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调查、定责、诉讼和前期咨询设计，国内在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相似的支出比例。市场规模计算的错误，害的是相信这些数据的企业家，伤的是资本市场的信心。后者的错误在于迷信。国外很多污染治理技术的精细化程度和低碳绿色令人羡慕，但欧美国家早已去工业化，慢工出细活的技术针对的是已经很少的污染增量和不急于彻底治理的历史污染存量。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环保企业自然热情接待，知无不答，但到底哪些技术能够拿回国内进行吸收和再创新，适合国内环保市场动辄大规模、短工期、效果好的治理要求，是需要做环保的企业家慎重考虑的。这方面不能完全依赖技术人员的意见， 他们长于技术却未必懂得市场。
    再进一步讲，欧美由于进入后工业时代，加上人口增长缓慢，水、气、土污染治理的需求增长已经十分缓慢甚至停滞，行业事实上已近夕阳；而生态文明追求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我国未来的生态环保不太可能沿着西方的历史路线行进。环保行业与其去搬国外前生态文明时代的旧经验，倒不如留在国内实事求是的探索，反而更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